出智慧”的一個具體形式就包括服務外包，當天的常務會議就是部署加快服務外包產業、打造外貿競爭新優勢。長期以來，我們的服務業比重都偏低，更不要說服務外包業。

過去我們在全球產業鏈上一直是給別人‘出力’，現在不光要‘出力’，還要‘出智慧’。”11月26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如是說。這話既點出了當前中國產業鏈上的不足，也指明發展的方向。（更多獨家財經新聞，請加微信號cbn-yicai）

出智慧”的一個具體形式就包括服務外包，當天的常務會議就是部署加快服務外包產業、打造外貿競爭新優勢。長期以來，我們的服務業比重都偏低，更不要說服務外包業。2013年，我國服務業占GDP比重才首次超過工業，不過我們周邊幾個發展中國家卻比我們早了很多年，印度服務經濟產值占GDP比重早在1990年就已超過農業和工業，而菲律賓的服務業則在1986年就成為第一大產業。

盡管上述國家當時的服務業未必有很高的含金量，但是這種服務業領先的趨勢卻是也給我們諸多啟示。尤其是印度的服務外包產業已經是全球的巨頭，截至到2014年3月，印度服務外包產業擁有企業16000多家，其中軟件公司3000多家，總收入達1050億美元，占GDP比重達8.1%；出口860億美元，占總出口比重約四分之一，直接帶動就業達310萬人，間接創造就業則高達1000萬。

中國發展服務外包業，很明顯也會有三大好處，首先就是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能夠采取外包的服務業多是技術學、知識型，尤其是軟件企業，它能大量吸引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同時也能激活他們的創造力。

其次，服務外包業可以跨越地域，為中西部發展帶來機遇。工業或者農業都會極大地受制于區位優勢，但服務業卻可以相對靈活，盡管對于一些高素質從業者，生活環境的要求也不低，但是中西部這方面反而比東部沿海地區有優勢，后者的商務成本、人力成本較高，如果轉移到中西部就更具競爭力。

再次，服務外包業并不只是服務海外客戶，也可以服務國內企業。尤其是軟件和信息技術、研發、金融、政府服務等領域的服務外包，它們也能推動這些產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在給服務外包業提供機會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的服務水平和競爭力。

就目前而言，國內對服務外包的重視也毋庸贅言，它的發展勢頭也不錯，我國今年前十月的服務外包合同金額達818.4億美元。昨天國務院常務會議也頒布了系列優惠政策，推動服務外包業的創新發展。

尤其是增加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數量，相應擴大對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對其職工教育經費不超過工資薪金總額8%部分實行稅前扣除的稅收優惠政策實施范圍。試行國際服務外包增值稅零稅率或免稅政策。這些真金白銀”的實惠會大大有利于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

有數據顯示，全球服務外包市場2005年規模6000多億美元，2007年1 .2萬億美元，2011年達到了1 .39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全球服務外包產業規模將超2萬億美元。如今中國正在積極地搶食全球服務外包的蛋糕，并以成倍的速度追趕印度，但是我們的挑戰也有多重。

一方面，人力成本高企，東部沿海地區的商務成本和人力成本逐年走高，已經讓中國服務外包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時優勢下滑。有報道顯示，江蘇無錫服務外包企業薪資每年保持在10%以上增長，對能夠提供咨詢、實施等綜合服務高級人才，漲幅甚至達到30%。這種薪資漲幅幅與印度等企業爭奪外包訂單時，沒有了成本優勢。

另一方面，即便開出較高的價格也難以招聘到足夠多的服務外包人才。印度在外包服務也上的優勢，不僅僅是在薪酬成本上，還有英語的普及，他們在涉國際外包服務時沒有太大的語言障礙。而這恰恰是中國大量高校畢業生欠缺的一點，基本本科乃至碩士研究生畢業，他們的英語水平也不容易應付工作要求。

此外，中國服務外包業還是相對零散，布局不盡合理。尤其是它們主要還是以以發展國內業務為主，缺少到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動力。這些不足都說明，發展服務外包業需要一個頂層設計，把人力成本、人才資源以及產業布局等問題納入全局考量。

此番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指明了一些發展方向，確定了政府對服務外包產業的支持力度。不過，最重要的還需要一個關于服務外包業的產業發展規劃，2012年12月，商務部、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了《中國國際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2015）》，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面向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規劃。

需要注意的是，它的發布時間稍晚，如今2015年即將到來，應該加緊2016到2020的產業發展規劃的調研和編制，甚至應該形成一個十年左右的行業發展意見，如此才能更加高屋建瓴地引導外包行業的發展。 誠如李克強所言，我們今天制定政策，要為未來的創新留下足夠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