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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輪全球金融危機，讓浙江分外警醒。
今年一季度末，浙江GDP增長3.4%，排名全國靠后。再放寬視野，2001年至2008年浙江經濟增速從全國第六位跌落到第22位。浙江工業增速自2004年6月至今持續55個月下滑，這是浙江近年來的罕見低谷。
“浙江經濟8年來的持續深度回落，在國內經濟競爭中呈現明顯頹勢。”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對記者說。
如何擺脫這一頹勢，浙江省全省上下、政商兩界都在思考，是繼續“補課”重化工還是直接上服務業，兩種思路在浙江都有激烈的粉絲和反對者。
上馬重化工嗎？浙江在2003年的中國一輪重化工熱潮中，已經落后了，現在重上重化工，諸多條件都似乎不許可；浙江人均GDP已經超越6000美元，如果按歐美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經驗，該是發展服務業的階段了，跨過重化工直接跳到服務業，浙江能成功嗎？
浙江經濟這輪趨勢性下滑，不是大起之后的合理回落，而是產業結構不適應市場需求之下的收縮性調整；不是發展水平提高之后的合理增長格局，而是宏觀環境約束之下的增長乏力。
浙江已經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
這一抉擇，將事關中國市場化進程第一方陣的格局，浙江省5200萬人在思考，其他與它懷著差不多有同樣命運的省市也在關注浙江的抉擇。
重化工和服務業之爭？
浙江有關產業結構重構的議論再起。
6月3日，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召開會議，專門研究省發改委負責起草的汽車、船舶、鋼鐵、石化4大產業轉型升級規劃，以通過產業基地和重工業園區帶動產業結構調整。
浙江省在產業升級路徑爭論，最早可以上溯到2005年，期間“吳敬璉模式”影響甚廣。他告誡浙江“不要走傳統工業化路子、不要搞重化工”，“集中把輕紡工業做大做強就成”，“集中力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等思路。
吳敬璉的告誡，對浙江產業升級路子影響很大，爭議也很大。
“‘吳敬璉模式’不如‘1+4’符合浙江省情”。浙江省經信委副主任凌云近日在參加“浙江省紡織工業轉型升級、可持續發展論壇”時表示，關于浙江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目前尚存不同觀點。吳敬璉思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完全吻合浙江的現狀。
凌云所謂“1+4“模式，即改造提升傳統優勢行業，如紡織、皮革等10個門類，而“4”則是四個新的增量，如發展高新技術、裝備制造、先進臨港工業及服務業等。
“要想給浙江來個準確的定位，需要明確它的優勢所在。”凌云說，浙江目前有四個優勢——經過大風浪的一批企業家、龐大的自由資金、深水良港、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他建議把這四個優勢好好利用，不能浪費。
然而，與上述思路看起來頗不同的是，5月27日浙江省政府召開服務業發展座談會，該省常務副省長陳敏爾表示，加快發展服務業既事關“保穩”，也事關“促調”；既事關發展，也事關民生；既事關投資，更事關消費，各地要為發展服務業創造良好環境。
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黃勇表示，2008年浙江人均GDP已達6078美元，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根據歐美發達國家經驗，此時伴隨著居民收入提高和產業分工的深化，經濟結構將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
自去年9月起，浙江省政府就先后出臺《浙江省服務業發展規劃(2008-2012年)》、《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服務業的實施意見》等政策措施，鼓勵扶持生產性服務業及消費性服務業增長。
“加快發展服務業，使之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社會轉型的新支撐”。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2008年9月就提出，將服務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結構調整的戰略重點，積極推進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建立浙江現代產業體系。
這是金融危機沖擊實體經濟以來，浙江公布的第一份產業發展綱要。
杭州市市長蔡奇就此表示，當前杭州人均GDP已突破1萬美元，步入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力爭到2015年，將杭州打造成一流的國際金融服務外包交付中心、國內領先的軟件外包開發中心和中小企業的托管應用管理中心。
但在浙江政府、學界，對于優先發展服務業一直存在爭論。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對本報說，浙江高層稱發展服務業與裝備重工業不矛盾，但在浙江學界甚至地方政府內部達成共識“需要一個過程”。
“重化工業和裝備制造業肯定會發展，因為制造業是現代工業的基石。”他表示，產業發展路徑選擇具有自身規律，這是一種民間的、市場的、微觀的發展衍進過程。而政府部門可以針對某一產業出臺扶持政策，行政主導優先本身無可厚非。
“產業結構調整稍有不慎，就有產業空洞化之虞”。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柳博雋分析，人均GDP6000美元階段是一個機遇和挑戰并存的“發展之坎”，成功跨過者迅速步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但駐足不前甚至倒退者也不鮮見。
以阿根廷為例，這個能源礦產及農產品都極為豐富的國家在1990年代曾因其經濟快速增長，被稱為“阿根廷奇跡”，但到2002年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阿根廷政府一直對經濟生活進行強有力干預，一大批國有企業分布在主要領域，在阿根廷國內總投資中的比重高達20％。但許多企業長期虧損嚴重，從而未能完成工業化。為了扶持制造業，政府采取了高筑貿易壁壘的措施，而保護的成本也非常高。
同時，阿根廷人超前消費意識強烈，因此其儲蓄率難以提高。以1998年與韓國對比為例，兩國的儲蓄率分別為17.4%、33.8%；人均GDP分別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人均消費分別為7818美元、6695美元，前者的金融穩定性遠不及韓國。由于國內儲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資金來擴大再生產，從而引發了債務危機，到2004年GDP反降為3650美元。
據此分析，目前同樣未完成工業化的浙江，至少可以從阿根廷經濟興衰中得出以下幾點啟示：政府干預是必要的，但必須適度和有效；在發揮三次產業比較優勢的同時，要大力發展工業。
錯失重化工時機？
作為浙江先進制造業的組成部分，重化工業令浙江人欲說還休。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起，我國經濟成為投資型、出口型經濟，造成整個經濟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特征比較強。而受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發展影響，導致鋼鐵、水泥等多個重化工產業相繼進入新一輪投資熱周期。
2003年以來，隨著“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弱化，土地、勞動力和生態環境等要素價格開始進入長期上漲通道，以廉價要素供給為特征的基本經濟格局逐步發生重大轉變。當時，浙江以低、小、散、加為特色的中小型民營經濟也面臨發展瓶頸。
為了緩解區域內嚴重的缺電、缺水等狀況，浙江省政府當時推出了“五大百億”工程，包括百億基礎設施建設、百億信息化建設、百億科教文衛體建設、百億生態環境建設和百億幫扶致富建設等。浙江日報當時稱，“五大百億工程不是硬邦邦冷冰冰的鋼筋水泥，而是飽含著民生理念，充滿著人性關懷的發展平臺”。
然而，浙江政府層面并未著手對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加入WTO后迅速打開的國際市場，反而利好浙江輕加工產業迅猛發展，形成對出口的高度依賴。
數據顯示，1999年浙江出口額占GDP的19.6%，2007年達52.3%，上升32.7個百分點，2008年仍高達49.9%。一旦出口受阻，浙江經濟就會產生較大問題。
更為致命的是，浙江企業形成了對紡織服裝等傳統產業的路徑依賴，產業結構變動較慢，產業層次長期低于全國。1985年，浙江紡織服裝皮毛羽絨行業的產值比重為27.3%，高出全國8.9個百分點。到2008年，該產值份額高達21.3%，高出全國12.8個百分點。
而浙江新興行業投資長期低迷。以電氣電子行業為例，1985年該行業產值份額為12.3%，2008年只有14.5%，而全國同類數據分別為8.8%與17.0%。
如今，江蘇、上海、山東等地領先行業都實現了從輕工紡織向電子、機械、化工等轉型，惟有浙江仍以這個浙江人自詡的“母親產業”領銜。
浙商素以精明、執著著稱，但卓勇良認為這群聰明人也有失策之處——紡織業進入門檻低，當依靠內部交易成本最低的產業集群優勢打遍國內無敵手之后，草根浙商抓住中國入世及鼓勵出口的時機，采取了以市場調整為主的策略，賺取菲薄的OEM利潤。這種路徑依賴直接導致結構創新嚴重不足（如圖1）。
“甚至在IT行業，一些企業家也失之保守，沒有擔當起技術創新領頭羊。”卓勇良曾對杭州5家IT上市公司進行研究發現，它們長期持有巨額現金，流動性過剩。例如浙大網新2000年持有2.5億元現金，占所有者權益的46.2%，至2007年達10.8億元，占所有者權益的70.2%。間接反映了創新不足的嚴重問題。
按照卓勇良的說法，民企一方面在輕紡工業上投資飽和，另一方面在重化工領域無從找到投資機會，資本的逐利天性使得原本從事制造業的眾多浙商紛紛加入炒股、炒期貨以及在國內各地炒煤、炒房等熱潮中。
進一步分析可見，浙江民資對省內傳統工業投資意愿減弱。2004年起中央政府嚴格控制建設用地，導致部分項目難以落地實施，到2007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的固定資產凈值利潤率，已經由2000年前后的全國前3位下降至全國第14位。
浙江民企投資高端制造業的比例同樣堪憂。今年前4月，浙江國有投資增長30.9％，非國有投資增長3.4％。其中制造業投資同比下降1.9個百分點；裝備制造業僅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及器材、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保持增幅，其他4個行業投資均現下降。
“浙江民營經濟正處于發展轉型的十字路口，創新發展模式已是當務之急”。浙江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陳廣勝公開表示，多年來浙江經濟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換取了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主要靠“低成本、低價格、低利潤”實現了企業市場空間的拓展，但這條路已越走越窄。
卓勇良說，國內外宏觀環境趨緊，浙江民企的路徑依賴以及投資不足等因素，都導致浙江經濟持續深度回落。而以國際市場需求替代國內市場需求來拉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子，有可能已經走到了盡頭。
但浙江社科院研究員谷迎春指出，浙江已經失去發展重化工業的黃金時代。
據分析，從2003年到2007年，我國GDP的實際增長率從10.0%一路升到13.0%。2008年，我國經濟新一輪較快增長行情暫告停歇，而鋼材、水泥、平板玻璃、焦炭、化學纖維、塑料、電解鋁、汽車等重化工業產品全面過剩，其增長率都從兩位數降到了一位數甚至負數，導致未來重化工業的需求和產量都將步入下行周期。
從1999年4月到2008年9月的九年半時間內，重工業增速一直高于輕工業增速。由于重化工業泡沫的破滅，從2008年10月開始，重工業增速才低于輕工業增速。
而且，浙江在重化工業發展上面臨諸多不利條件。例如資源條件較差，省內缺煤少鐵無油；基礎較差，不僅重化工業比重較低，還缺少全國乃至全球有影響的重化工業骨干企業。盡管浙江具有天然良港和非常好的陸域資源，臨港重化工業卻進展有限。
“我認為浙江不適合上馬重化工。”谷迎春說。
服務業“蘋果熟了”？
在錯失重化工之下，浙江省的一些地市已經在服務業上發展得有聲有色。杭州就是。
杭州服務業的重要推手是市長蔡奇。
“杭州不再滿足于做世界的工廠，還要成為世界的辦公室。”6月5日，杭州市市長蔡奇在新加坡杭州科技園開園儀式上致辭說，杭州將積極承接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導的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其目標是打造成為中國的“班加羅爾”。
蔡奇說，當前杭州人均GDP已突破1萬美元，正步入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爭取到2015年，將杭州打造成一流的國際金融服務外包交付中心、國內領先的軟件外包開發中心和中小企業的托管應用管理中心。
近年來，杭州與寧波、溫州乃至義烏等地關于長三角南翼金融中心，打造所謂“浙商總部經濟”的爭奪戰，趨于白熱化。2008年11月，杭州出臺《杭州市2008-2015年現代產業體系分類及發展導向》，明確產業發展“三級跳”戰略，“力爭跳過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率先邁入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后工業化時代”。
但隨著金融危機的逐步深入，一季度杭州工業、出口、財政收入和投資等同比大幅下降，工業經濟出現負增長，企業大面積虧損。
對此，蔡奇多次表態要痛下決心背水一戰，主攻工業、決戰工業、穩定工業。同時，要確保70％的財政支持用于工業項目，加快汽車、新能源等工業園區建設，并協助解決好投融資及項目建設等問題。
到5月底，杭州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原材料購進價格環比均上漲0.1%，35個行業大類中有22個行業月度生產增幅實現正增長，占62.9%，比4月增加6個。從目前數據看，杭州工業經濟已出現止跌回升跡象。
不過，這并不表明杭州市政府改變了產業發展戰略。最近杭州為了扶持金融服務業，又出臺了稅費優惠、用地優惠等多項優惠政策。蔡奇認為，工業興市與服務業優先并不矛盾，通過承接高端制造業、服務業向杭州轉移，可促進價值鏈向“微笑曲線”兩頭攀升。
據了解，杭州年內計劃引入30家世界500強企業及知名跨國公司入駐樓宇，培育50家世界500強企業或知名跨國公司為潛在客戶。
而在這輪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紹興，當地政府則率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支持工業企業分離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我們規定，工業企業轉型服務業，土地不需招拍掛，并返還60%補交出讓金，這種力度在全省也少見。”紹興市發改委主任助理王輝說。
有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浙江省(不含寧波)有600多家工業企業實施了分離發展服務業，當年產生各項地方稅超過7億元。而該省制造企業面廣量大，去年全部工業增加值為1萬多億元。這其中，有不少是物流、研發、營銷等生產性服務企業創造的。
對于浙江目前的產業結構能否支撐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趙偉并不樂觀。
“浙江只在‘一個半’產業發展上有突破。”趙偉對本報記者說，近年來浙江僅在傳統制造業和三產中之商品批發與零售、公路及內河航運、餐飲、旅游服務以及建筑等行業取得成效，但三產主體產業的金融、電信、通訊等領域的產權改革進展遠遠不夠。更為重要的是農地制度、金融體制等都需要改革。
他說，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早期制造業在產值和就業方面的比重持續攀升；晚期第三產業中的生產性服務業產值與就業比重迅速超過“二產”，達到55％-78％的閾值區間，最終呈現出3>2>1的產業結構。
趙偉認為，中國30年間的產業結構演進主基調屬于“二產化”加“非農化”，截至2008年依然為2>3>1的結構特征（其中，浙江省三次產業結構為5.1∶53.9∶41.0）。但近年來“三產”增速明顯加快，這意味著產業結構演進的“二產化”高潮正在過去，而工業化進程的重頭產業正在發生轉換，已經或者即將掀起“三產化”浪潮（如圖3）。
但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柳博雋認為，浙江面臨科技創新不強和高端要素不足的重大挑戰。上世紀7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升級的一個大背景，在于他們均注重科技的促進作用，如日本、韓國等等，都提出了“技術立國”導向。
“眾所周知，浙江更多依靠資本與勞動要素投入的數量性擴張，缺乏建立在科技革命基礎上的技術積累和產品創新。”柳博雋說。
柳認為，浙江跳過重化工階段直接上服務業的話，浙江必須彌補前一輪技術革命的差距和追趕新一輪技術革命，挑戰之艱巨可想而知。
服務業大計劃
服務業是否就是浙江的華山一條路？但不管怎么說，浙江發展服務業的決心越來越大。
“加快發展服務業，使之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社會轉型的新支撐。”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2008年9月就提出，將服務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結構調整的戰略重點，積極推進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建立浙江現代產業體系。
彼時，中共浙江省委出臺“關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決定”的文件提出，緊貼工業轉型升級需求，大力發展物流、金融、科技、信息、文化和商務服務等產業，使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比重達到55%左右。
一個月后，《浙江省服務業發展規劃(2008-2012年)》進一步提出，到2012年全省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47%，年均增長12%以上；杭甬溫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達到58%、53%、54%左右，其他城市產業結構向“三、二、一”型加速轉變。到2020年，全省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55%，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這是金融危機沖擊實體經濟以來，浙江公布的第一份產業發展綱要。
該《規劃》提出，緊緊圍繞先進制造業與服務業“雙引擎”戰略，確定十大重點行業，分別為現代商貿、金融服務、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商務服務、旅游、文化服務、房地產及社區服務業。加快發展軟件開發等服務貿易，并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
同樣在10月份，浙江省委省政府高調舉行全省服務業工作會議，并公布《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服務業的實施意見》，釋出包括三大部分16條具體政策的“大禮包”。
在對地方政府發展服務業的激勵上，主要通過財政手段體現。比如，市、縣營業稅比上年增收上交部分全部返還，不再上繳營業稅總額的20%。如果按前3年市、縣營業稅增長口徑計算，未來5年，市、縣地方財政將多留下約110億元。
又如，省級金融保險業營業稅按收入來源市、縣進行劃分，對其當年收入比上年增收部分，給予市、縣20%的獎勵。按前3年增長口徑計算，未來5年，各市、縣地方財政能多留50億元。
在對企業激勵上，主要從市場準入、金融支持、用地保障、要素價格和收費、財政扶持、稅費優惠等6個方面取得突破。例如，不同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非禁即入”，一般性服務企業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可降至3萬元；逐步提高服務業用地比例，中心城市市區企業“退二進三”，符合規劃、整體搬遷的，可獲得一定補助；從稅費減免優惠到水、電、氣等要素價格下調等等。
同時，浙江還規劃在全省首批建設30-50個服務業集聚區，重點發展金融、軟件、文創、物流、商業特色街等項目。
2008年，浙江省服務業增加值達8811億元以上，居全國第四，比上年增長11.8%，比同期全省GDP的增幅高1.7個百分點。全省地方財政收入的60％以上來自服務業，義烏甚至達到了80％。
今年3月，浙江省編制確定128個服務業年度投項，總投資額達1541億元。一季度全省限額以上服務業投資845億元，同比增長16.7%，占限額以上投資比重為54.9%，成為拉動浙江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浙江高層尤其重視這個‘新引擎’。”一位曾參與制訂浙江服務業發展規劃的官員向本報說，趙洪祝明確到2012年本屆黨委政府任期末，浙江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轉型升級取得重大進展，服務業工作走在全國前列。
近日，浙江省發改委、經貿委、國稅局、財政廳等相關部門就制定出臺《推進企業分離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實施意見》進行商議，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全面實施，或將對區域生產性服務體系構建起到積極作用。
由此可見，浙江決策層推動服務業快速發展的決心——雖然截至今日，國內尚無跳過重工業直接轉型服務業的范例。
“這需要極大的勇氣。”浙江省一名參與決策咨詢的專家評價說，轉型服務業就像一場馬拉松比賽，在任何一個十字路口轉個彎，就可能失去方向，甚至得到一個錯誤的結果。但是，如果不跑，則意味著永遠沒有當冠軍的機會。
兩條道路共存
仿佛是平衡風險，能夠看出，浙江省在產業升級上，還是做了一個“投資組合”。那就是除了發展服務業，重化工業也沒有放棄。
2006年初，浙江“十一五”方案選擇了“輕工業—重工業—裝備制造業—后工業服務業”的升級路徑，明確優先發展石化、機械等產業。
其實，浙江省政府近年來針對包括重化工和裝備制造業等產業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早在2004年，浙江就出臺《關于進一步培育和發展大型企業集團的若干意見》，確定省重點培育的26家大企業集團名單。
“如果缺少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支撐，生產型服務業不可能提升。”浙江省宏觀經濟研究所所長朱李鳴對記者說。他曾參與浙江“十五”、“十一五”規劃制訂，近期正領銜展開“十二五”規劃調研。他建議，應重點發展以精密機械、裝備、高科技、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等為主體的先進制造業。
對重化工業的發展，浙江省主管工業的副省長金德水在2008年6月份曾經親自撰文稱，“浙江將加快發展裝備制造業。”
金德水預計，到2010年浙江裝備制造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4000億元，占全省工業的35%以上，年均增長20%以上；培育100家大企業大集團以及至少10個國際一流的產業集群，力爭成為國家重要的裝備制造業基地。由于金德水分管浙江工業、外貿等產業，該信息引起政商兩界的廣泛關注。
今年2月，浙江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快工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將大力支持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先進臨港工業等主導產業，預計到2012年其占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26%、32%和10%以上，初步形成與下游化工產業協調發展的臨港石化產業體系。
如果順利完成這項計劃，浙江將徹底告別原來以低端產業、低附加值產品、低層次技術、低價格競爭為主的工業發展路子。為此，這份總計達“32條”的文件還提出，將實施包括稅費減免在內的12項政策措施，力爭使浙江省工業轉型升級走在全國前列。
6月3日，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汽車、船舶、鋼鐵、石化4大產業轉型升級規劃，以通過產業基地和重工業園區帶動產業結構調整。據悉，前四個月浙江省增量貸款已達4200億，年內還將籌措數千億傾斜投向有利于產業轉型升級的項目上。
“浙江是工業主導型經濟，幫助企業開拓市場是當前首要任務。”浙江省發改委主任厲志海也表示，浙江政府將加大引進中央大型企業、行業龍頭企業，參與多個產業的轉型升級，促進企業提升競爭力，實現浙江經濟保增長的目標。
6月9日，浙江150多家能源裝備企業與中國廣東核電集團相約杭州，就產品采購、裝備制造等多個領域進行了洽談對接。厲志海在現場透露，新近起草的《浙江省裝備制造業振興規劃》，將通過自主開發和引進技術，“建立較完整的核電裝備制造體系，實現核電裝備自主化，帶動裝備制造業戰略升級”。
該規劃提出，力爭到2012年全省新能源發電裝機容量達350兆瓦，其中光伏發電50兆瓦，風力發電300兆瓦；太陽能熱水器使用面積超過1000萬平方米，地源(水源)熱泵空調面積超過500萬平方米，年產沼氣1億立方米，實現新能源消費量占全省總量的1%以上。
本報獨家獲悉，浙江省有關部門正結合國家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著手制定“浙江12大重要產業轉型升級發展規劃”，謀劃配套的產業投資項目向社會推出，引導企業投資。
這些尚未定論的“先進制造業”規劃大致包括：鋼鐵、汽車、船舶、石化、醫藥、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制造、建材、電子信息、新能源等。
另據了解，浙江省發改委近日已啟動產業核心競爭力再造研究，該項目將列入浙江“十二五”規劃。
在發展重化工業的同時，并不意味著浙江輕易放掉輕紡工業。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志宏對本報說，“發展重化工業，這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必然趨勢，但發展重化工業不可能完全放棄原來的輕紡產業。產業調整升級的路徑有多種選擇，有必要選擇加快發展重化工業，也必須加大力度改造傳統產業。傳統輕工產品多為生活必需品，在市場消費中表現出一定的剛性需求。”
在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中，浙江省輕紡工業表現出了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數據顯示，4月份，浙江規模以上企業中的紡織、服裝和化纖行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5.3%、3.2%和15.8%，而裝備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仍然分別下降7.1%和4.0%。規模以上工業出口交貨值同比下降19.5%，其中，輕工業出口同比下降10.1%，而重工業出口同比下降30.1%，輕工業出口交貨值下降明顯低于重工業的降幅。
徐志宏說，目前浙江全省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工業產業集群600多個，這些產業集群短期內不可能大量轉移，地方政府應該加快建立區域科技創新體系，為現有產業集群加快技術改造、產品研發、科技創新等方面提供服務，促進傳統產業集群加快向現代制造業基地轉變。
但是在輕紡工業的發展路徑上，浙江省出現了一個微妙的轉向——“伴虎”。
2008年11月，紹興縣中國輕紡城市場開發經營有限公司收購精功控股所持輕紡城9680萬股(占總股本的15.64%)。自此，民企精功集團在控股輕紡城6年之后，退為第二大股東。
“民營企業要抓緊‘伴虎’。”紹興市委書記張金如對記者說，今年“兩會”期間，曾經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在參加全國人大浙江代表團全體會議時曾為浙江經濟支招——浙江民營經濟很發達，但缺少大型國企和央企。“浙江光養‘魚’和‘狼’不行，也要養幾頭‘老虎’出來”。
今年3月，張金如率領紹興44家民營企業、180個合作項目進京，面向近百家央企招商，規劃總投資520億元。當場簽訂15個項目，直接引資近2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