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華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
20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基本形態的轉型。2008年也是相當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我們經歷了許多大起大伏、大喜大悲。從年初的雪災，到年中的大地震，到年末的三聚氰胺事件，再到現在的金融海嘯，中國的企業經過了一波又一波的考驗。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的企業如何進行戰略性重組？

　　轉型期的挑戰

　　我們正處在經濟轉型、結構轉型、企業轉型、地區經濟轉型等各方面轉型的關鍵時刻，就在中國經濟即將進入新一輪調整期的時候，我們遇到了席卷全球、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然而，我認為這樣一場金融危機可能是促使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契機。

　　

　　首先我想說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基本形態的轉型。第一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個轉型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關鍵點，也即，一方面我們的市場已經在經濟活動中起到主導性的作用，但我們的企業仍然是處在半市場狀態；另一方面，我們的組織人事結構，包括干部任命、人員考核、評價體系都還沒有完全跳出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我們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人事體制在操作半市場化狀態的企業參與市場經濟的競爭。這一轉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第二是，區域性經濟向全球性經濟的轉型。我們的產品是全球競爭的，我們的要素是全球配置的，我們的資本是全球流動的。全球化使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愈加緊密，一方面機遇非常多，另一方面風險也相當大。但由于我們企業具有區域性的特點，使得我們在整合全球資源的時候顯得信心不足，能力不足，風險意識也不足。

　　第三是，從溫飽型消費向小康型消費的轉型。溫飽型消費形態的特點是守舊、易滿足，消費的形式是從特大城市轉移到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到城鎮，呈梯度轉移模式。大家都知道，產品是有生命周期的，在這樣的消費形態下，一個產品的生命周期可以不斷延伸。小康型消費形態的特點則是時尚、流行、攀比、快捷，消費形式是由點到面，呈發射狀進行傳播。現在問題在于，我們很多小康型的消費者，采用的是溫飽型的消費習慣，在消費發達型的產品。什么是發達型的商品呢？比如說奢侈品，它是發達型的，有許多人一輩子不會用奢侈品，但現在中國成了奢侈品購買第一大國，在中國的商店里奢侈品到處都是。我們的經濟還沒有發展到那么發達的階段，但是我們消費的習慣卻超前與國際“接軌”了。這是一個問題。

　　第四是，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型。我們看到，工業經濟時代我國采取了“三來一補”的政策，從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造就了聞名世界的“中國制造”現象，珠三角地區經濟的率先崛起就是因為“三來一補”的政策。這里我想請大家記住兩個時間節點：一個是1911年，英國工人人口超過了農民人口，標志著英國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型社會；另一個是1952年，美國的“白領人口”第一次超過了“藍領人口”，標志著世界開始從工業經濟走向服務經濟。二十一世紀，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服務經濟時代，現代物流業、現代會展業等新興產業不斷出現，然而，在研究這些新興產業的時候，我們仍然是用傳統的計劃工業經濟時代的方法與理論去解釋服務經濟中出現的各種現象，結果是屢屢出錯。

　　當前，我們正處在經濟轉型、結構轉型、企業轉型、地區經濟轉型等各方面轉型的關鍵時刻，就在中國經濟即將進入新一輪調整期的時候，我們遇到了席卷全球、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然而，我認為這樣一場金融危機可能是促使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契機。

　　危機中的生機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其實我們更需要考慮的不是怎么過冬，選擇過冬的方式可以根據你自身條件、能力，我們更需要去思考春天來了怎么辦，到了春天我們有什么樣的機會，我們需要如何調整，等等。　　

　　如今美國的經濟和股市一直呈現持續低迷狀態，前兩個星期，美國權威機構宣布，自2007年12月美國已經開始走向了衰退。衰退兩個字意味著什么呢？衰退對整個世界，對每一個消費者意味著什么呢？想想1929年到1933年之間的金融危機，把牛奶往大海里倒，人們卻沒東西吃，一方面是失業，消費不起，一方面又是商品的大量積壓，如今這些現象又悄然滋生。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開始。這場金融危機究竟還會有多大的破壞力？為什么這么多經濟學家都說這是一次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

　　世界經濟的長波理論告訴我們，一個經濟的長周期大約是50年到60年，而由美國強勁發展所帶來的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按原來的預測大約會在2012年進入下行調整階段，但現在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一階段提前了。因此說在這個時候企業的行為必須應時調整。目前的情勢是，由IT技術的突飛猛進所提升的經濟推動力進一步降低，而新的產業革命還沒有出現。

　　那么下一輪產業革命將在哪里出現？我認為可能會出現在四個領域。第一，有可能會在能源，因為能源革命將改變很多產業的運作方式、成本規模和社會結構。但是能源革命從哪里發端呢？我認為應該主要考慮風能、太陽能、潮汐能等等。第二個是生物、醫藥的革命可能取代IT，成為新的一輪的原動力。再有一個是由于環境保護所帶來的相關產業鏈，環保產品的誕生會改變整個經濟結構。最后一個是海洋。因為海洋是全新的資源供應地，海洋的開發會改變全世界。

　　面對金融危機，很多人都說要準備過冬。然而過冬的方式有很多種。

　　第一種方式———冬眠，像狗熊一樣。我有一個EMBA的同學，他們公司已經把整個節奏全部放慢，所有人都處于休假狀態。給最低工資，回家休息，“冬眠”去。積蓄能量，這是很聰明的。因為到春天來臨時，狗熊也就蘇醒了，可以稱雄了。

　　第二種———冬泳，冬眠是被動的，消極的，冬泳是積極的。這次上海金融人才招聘代表團帶了1000多個崗位到華爾街、到倫敦去覓才。我認為華爾街的金融分析師，那些投資理財的專家，他們下崗以后的最佳職業是做教授。因為他們曾經成功的經驗，或者現在暫時失敗的經驗都可以告訴我們，是非常好的案例。

　　還有一種選擇就是冬獵，冬天打獵，危機中孕育著生機。如果我們有比較強的戰略意識和戰略眼光，可以乘虛而入，有些潛在的機會很值得大家冒險。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打不到熊被熊吃掉的慘痛經歷也是很多的。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其實我們更需要考慮的不是怎么過冬，選擇過冬的方式可以根據你自身條件、能力，我們更需要去思考春天來了怎么辦，到了春天我們有什么樣的機會，我們需要如何調整，等等。

　　企業管理的創新

　　戰略決定成敗，細節決定卓越。也就是說，在戰略錯誤的情況下細節做得越認真，失敗得越大；而在戰略正確的情況下，只要把細節做到位，你就比別人更加成功。企業不能總是一往無前，要知道在不斷擴展發展的時候進行階段性的整理和內涵型的建設，維持突破與整合的平衡。

　　風物長宜放眼量。對于企業而言，如何“危”中尋“機”，壯大自身，關鍵看三個要素：一是品牌，二是產業鏈，三是企業家。現在中國最缺的就是這三樣東西，這些都是成就一個真正的國際性的大企業最基本的條件。我們可以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去思考一下，中國有沒有可能在未來崛起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大品牌，有沒有可能形成成熟的國際化的產業鏈，有沒有可能培養出一批真正具有全球視野、國際戰略眼光的企業家。

　　我判斷，這次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將加快中國企業五個方面的轉變：第一，中國企業增長方式的轉型。這場危機迫使我們的企業不得不進行轉變———轉變它的生存模式，轉變它的原材料結構，轉變它的市場運作的思維等等。第二，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轉變。第三，將出現一批國際化的大品牌。第四，將涌現一批世界級的企業家。第五，中國農民工的返鄉將成為新經濟的種子，催生一大批扎根于黃土地的新興經濟體。中國有1.2億的農民工，三分之一已經轉到服務經濟里面了，三分之一可能在當地轉移到別的企業，當然不可避免還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回鄉。類似于當年的知識青年在大西北扎根，出現了很多的企業家，這個歷史一定會重新出現。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經濟體呢，目前很難預計，但是一定會有。可能會是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交叉的地方出現，可能是生產性服務業，也可能是新興的服務業。

　　在這種形勢下管理創新勢在必行。我們認為我們的管理創新有9個方面值得探討。

　　第一是組織型學習。轉型時期，我們任何社會組織，無論是大學、企業、政府，還是醫院、部隊、劇團等等各類型的組織，都在進行一場空前的組織學習競賽。其中能脫穎而出的不是個體學習最出色的，而是在整體上能夠使得組織型的群體素質提升的組織往往能最后獲勝。企業在外部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有的適應能力很強，有的適應得很慢，這在企業發展過程中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能從整體上提高效率，提升素質，強調團隊學習，那么則注定會在不斷變幻的競爭中走向失敗的。整個組織是一個人格化的組織，需要不斷改造自己、提升自己，最終才能比別人學得快、學得好，從而更具有競爭優勢。

　　第二是戰略執行力。我把執行力定義為一個組織實現目標的手段和能力，我們在說到執行力的時候常常考慮如何注意過程，如何注意細節，如何加強控制，如何調動積極性等等，唯獨沒有想到戰略。其實一個企業，一個組織的執行力的好壞，從根本上說取決于你的戰略。首先，你的戰略目標必須是正確的。龜兔賽跑的故事大家都聽過。第一次是因為兔子睡覺了，驕傲了，不跑了，所以烏龜勝利了；第二次兔子既沒有睡覺，跑得也很快，但仍然輸掉了，為什么？因為他的方向跑反了。所以說，執行力的好壞更多決定于戰略目標。戰略目標是不是清晰，是不是正確；組織成員對這個目標是否認同，大家是否理解一致；我們的路徑是否有效；我們的資源供給、支撐，能不能持續給予保證；戰略的每一個細節能否落實；戰略評價的標準是否前后一致；戰略執行過程中發生問題時能否得到及時糾正；戰略轉移的過程是否平順；戰略的成果能否得到公正的客觀的評價；如此等等，都構成為戰略型執行力的基本要素。我們講執行力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執行力的基礎是戰略。所謂戰略決定成敗，細節決定卓越。也就是說，在戰略錯誤的情況下細節做得越認真，失敗得越大；而在戰略正確的情況下只要把細節做到位，你就比別人更加成功。

　　第三是系統性競爭。我以一個五維模型來表示。中間核心部分是競爭力，競爭力由五個要素組成：競爭源、競爭鏈、競爭場、競爭市、競爭策，我試圖用東方管理思想去解釋競爭力。競爭力上面是定力，下面是潛力，左邊是協力，右邊是張力，定力和潛力是時間概念，協力和張力是空間概念。作為一個組織，一定要知道在任何情況下我的戰略目標確定以后哪些事情是永遠不能變的，這是一個組織的定力，也就是說，戰略目標確定后就不能隨便動搖，不能輕易放棄。潛力意味著任何時候你都有可能做得更好，還有巨大的能量可以發揮。協力就是要借別人的力為你服務。張力則表示自己的優勢可以復制，可以把自己的內部競爭力發散到其他場合。

　　第四是均衡性創新。有人認為，這次金融風暴很多問題出在創新上，但創新本身無罪，問題是創新的過程、方法、手段和創新的價值、控制出了問題。創新的動力來源于對現狀的不滿，創新的實踐常常聚焦于最不令人滿意的方面，所以我們要做的不是不創新，不是否定創新，而是要讓創新走到一個新的階段，叫均衡創新。首先要做到創新與維持的平衡，企業不能總是一往無前，要知道在不斷擴展發展的時候進行階段性的整理和內涵型的建設，維持突破與整合的平衡。

　　第五是發散性思維。什么是發散性思維？舉個眼前的例子。金融風暴造成中國沿海地區一批企業紛紛倒閉，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說一定會造就一批新的巨人企業的產生，是什么類型的企業呢？可以換個角度“發散”一下。盡管人民幣升值造成企業出口困難，但也會促使技術升級，形成新的技術競爭力。這次的圣誕商品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些生產圣誕小商品的企業的出口量比去年減少了35%，但是他的銷售總額反而上升了15%，什么原因呢？產品結構調整了，技術含量增加了，產品價格、企業銷售反而往上走了。其實有的時候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問題可能會是另外一片新天地。在外國企業紛紛到中國設立地區總部的時候，中國為什么不可以去外國設立研發基地、銷售中心、研究總部呢？這就是發散性的思考。我們說“三來一補”政策促使中國成為世界性的制造大國，那么未來的中國服務經濟的發展一定會使中國成為服務大國。在服務經濟表象日趨凸顯的時候這種發散性思維尤為重要。

　　大家想一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剛提出“三來一補”的時候，很多人是持批評態度的。理由是，我們讓出了自己企業的市場，給了國外企業發展的空間，然而，現在回過頭來看，“三來一補”給了中國制造巨大的空間，促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也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現在服務外包剛剛興起，在有的城市、地區，服務外包已成為發展的第一戰略，因為他們看到了服務經濟時代，做服務外包完全有可能跟世界一流的服務外包公司對接，可以從中學習怎么做服務，若干年后我們成為服務大國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第六是跨文化溝通。金融危機襲來的時候溝通顯得特別重要。跨文化溝通的前提是基于戰略的思考和對組織未來的期望，在大目標一致的情況下溝通就會顯得相對容易。而目標一旦發散，溝通也會變得十分困難。所以跨文化溝通的關鍵是需要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想問題，能夠在幫助對方成功的時候自身也獲得成功，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雙贏。只有抱著共同發展這樣的胸懷，企業的有效溝通才能夠實現。

　　第七是扁平性組織。信息技術使組織的扁平化成為可能，可以提高效率，增加盈利。現在一些跨國公司正在改變組織布局，企業實現大辦公，大家在一個大辦公室共同辦公，減少空談，相互監督。它不同于過去金字塔形的組織結構，扁平性組織的特點是，從高層到底層，可以實現迅速有效的信息反饋和控制。但是扁平性組織同時也會增加風險，這個風險包括信息風險、人員風險和組織風險。所以扁平化的接力和控制，關鍵是要建立起一個公正公開公平的平臺，讓各方面的人在這樣的空間里，實現一個橫向的比較。

　　第八是軟實力競爭。軟實力是決定企業發展的根本，我歸納了一下，主要有六個要素：第一是組織文化，第二是價值認同，第三是工作習慣，第四是品牌資產，第五是公司形象，第六是員工素質。組織文化差異性越大，文化的識別就越容易。

　　第九是和諧式管理。從管理的角度來看，組織內部的和諧必須公開、公平、公正、公信。我一直提倡六度管理，一個組織一定要強調適度，有的組織考核是轟轟烈烈，效果極其差。為什么呢？實際上考核是一個杠桿，是一個指揮棒。要實現和諧式管理，除了要考慮組織層次的適度、考核手段的效度，還必須關注組織發展的廣度、和諧相處的寬度、關懷員工的厚度、獎懲措施的力度。獎懲都必須要到位，要有一定的力度才有效。這就是六度管理，是真正和諧的管理。

　　黑頭發飄起來，勇敢地去迎接金融風暴的襲擊；黑眼睛亮起來，透徹地去看清復雜多變的環境。我們預言，經濟轉型是機遇挑戰并存，面對壓力才能看到英雄本色。管理創新，才能突破重圍，科學發展，造就企業未來！

　　（演講時間：2008年12月）

思想者小傳
王方華 1947年7月生，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兼任《上海管理科學》主編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市場營銷、戰略管理、會展經濟。在國內外管理學、經濟學的刊物上發表了100余篇文章，出版了30多本專著和教材。2002年獲國務院突出貢獻專家津貼，2004年被亞洲人力資源協會評為“商學院領導成就獎”，2006年被評為首屆中國MBA貢獻人物獎，同年還獲得第二屆“菲利普·科特勒”中國營銷理論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