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中國電信資費的爭論再次成為熱門話題。

　　電信資費究竟貴與不貴，近鄰印度是個很好的參照。我在去年曾跟隨中興通訊公司去印度考察，親身感受中印兩國電信資費的差別：從中國用手機打到印度每分鐘需人民幣8元，漫游到印度接聽一分鐘是25元，但是從印度打回中國每分鐘僅為2元。目前，該國的最低手機資費折合人民幣僅為每分鐘9分錢，長途和漫游費約合人民幣0.17元。而據中興通訊駐印度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介紹，僅僅在三四年前，印度的移動市話費還高達每分鐘15盧比，折合人民幣3元。由此可見印度電信改革的力度。

　　在電信改革上，中印兩國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也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中國政府對電信業的價格管制和保護始終沒有放松，由于四大運營商都是國有大型企業，電信政策的出臺，其目的更多是從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出發，由于競爭不充分，電信資費始終沒有降到人們滿意的地步。而印度的電信改革則采取了非常激進的方式，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了私有化的進程，通過不斷降低電信牌照和頻譜的費用，鼓勵完全競爭，目前印度已成為全球電信管制最開放的地區之一。在這樣的開放姿態下，印度每月凈增電話用戶500多萬，截至今年3月，印度電話用戶已經超過2億，而且其中大部分為移動用戶，成為欠發達國家中電信普遍服務最成功的國家之一。

　　實際上印度并不是一個經濟很開放的國家，為保護本國企業，印度在很多行業都設置了重重壁壘，比如汽車、零售等產業，電信業所采取的激進改革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那么，印度為什么沒有對電信市場采取習慣性的保護？這和它的國家戰略有關。

　　目前，服務業的國際轉移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趨勢，而在服務業外包的國際化浪潮中，印度已經占據明顯的優勢，根據印度全國軟件和服務公司協會的預計，到2008年印度在全球軟件和后端辦公服務外包市場所占份額將達到51％，屆時印度這一產業的年銷售收入將達到480億美元，成為印度經濟發展強有力的引擎。

　　這些年來，中印兩國在外包業的競爭中，印度已經遙遙領先，但大部分的分析都將其原因歸結為印度天然的語言優勢，卻不知印度在提升外包業的競爭力上所做的全方位努力，其中電信業所采取的激進改革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外包業讓路。因為外包業的一大成本就是通信成本，比如呼叫中心。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其呼叫中心搬到了印度，但是在最初的時候，呼叫中心的通信成本要占到其總成本的60％，現在通過不斷的降低資費，該比例已經僅為7％左右。這就大大增強了印度外包業的成本優勢。

　　從這可以看出，中國的電信改革更多著眼的是電信產業本身的優化與發展，而印度的電信改革醉翁之意是在于為其他產業創造更好的競爭優勢與環境。印度電信業的改革目標和方向可以說更加迎合了“世界變平”的趨勢。因為托馬斯·弗里德曼歸納的碾平世界的10大動力，無論是互聯網、工作流軟件，還是外包、搜索技術、無線技術等等，要真正在全球協作與分工的浪潮中發揮作用，最終其實都取決于一個因素—低廉的通信成本。

　　最近，有報道說印度計劃兩年后實現免費寬帶服務，對此，北京郵電大學的一位專家譏諷此為“黃粱一夢，根本不可能”。其實，如果真正了解印度發展電信業和實施電信改革的戰略意圖，就會明白這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吳茂林 執行總編

《互聯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