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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惡意訴訟的權利濫用厘定

來源：知識產權雜志

作者：徐明

在探究商標惡意訴訟之本質的問題上，知識產權理論研究與司法裁判的觀點總體上可歸結為“侵權說”與“不正當競爭說”兩類。前者以事實層面的“侵害他人合法權益”要素為延伸，認為商標惡意訴訟是對善意使用人既有或期待的權益之損害，?故在法律適用上仍以一般民事侵權責任的“四要件”為依據。而“不正當競爭說”則指出，商標在內的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系主體不正當地行使其權利，以達到排除或限制競爭之惡意目的為本質特征，?并明確可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規范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事實上，在以法律利益救濟與法律秩序維護并重的司法規制模式下，此兩類對商標惡意訴訟的本質考量均存在缺陷。一方面，侵權或不正當競爭通常需在損害后果產生后方得認定，使得受害人對損害的認知與救濟相對滯后，?司法主體亦無法達成事前規制的效用；另一方面，并非一切商標惡意訴訟行為均可歸入侵權或不正當競爭之范疇，倘若某一行為人不以獲取賠償為目的，而僅希望通過訴訟形式擾亂被訴方的正常經營秩序或拖延對方的商業決策，其雖不直接造成對方的財產權益損失，但行為本質也必然屬于惡意而應受司法規制。

對此，本文建議以事實與價值的二元結構為切入，將商標惡意訴訟的法理本質解釋為一類權利濫用。前述已及，商標惡意訴訟行為系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提起訴訟的行為，且在此過程中損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采用侵權或不正當競爭之理解雖能證成他人權益受損，但其僅屬于事實層面的該當，而忽視了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價值判斷。若給予此類行為以權利濫用的消極評價，在補強這一價值鴻溝的同時，由于侵權或不正當競爭等行為必然以權利濫用為前提，這一消極評價也自然涵蓋了對此類事實的認定，故而恰能對商標惡意訴訟的整體進行本質表征。據此可認為，商標惡意訴訟的本質是行為人濫用其固有權利，即違背商標法創設商標權之目的而行使商標權。?基于這一本質與邏輯，規制商標惡意訴訟不應機械地適用侵權構成的四要件，而應從商標立法目的論的角度界定規制對象，當特定訴訟行為違反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時，即可因構成權利濫用而落入商標惡意訴訟的實然范疇。

而沿此邏輯需進以明確的另一議題是，商標惡意訴訟行為是對何類權利的濫用。本文認為，此處之權利濫用應特指商標權請求權的濫用，在此借圖1所示的權利演化關系進行闡釋。商標侵權訴訟以商標權的存在為前提，無論該商標的取得是基于善意或惡意，權利人至少具有形式上合法的商標專用權，并以此獲得當然的商標權請求權，而商標訴訟的過程便是這一請求權向訴權的轉化。在此過程中，商標權請求權實質上與權利人所主張的“侵權之債”相對應，而訴權則更多地指向權利人要求侵權人承擔的“侵權責任”。當此類本應作為權利救濟的訴訟被用以不誠信目的時，惡意訴訟行為人并非要求被訴方承擔侵權責任，而更傾向于請求其履行事實上并不真實存在的“侵權之債”。從被訴方的角度來看，其被惡意訴訟行為人要求履行“商標侵權之債”是其遭受惡意訴訟損害的起始原因，而被要求承擔“商標侵權責任”則是具體的惡意損失結果，也是其另行提起新訴、尋求損害救濟的根本性基礎。由此可知，權利濫用在從商標權的絕對權演化為侵權之債的階段內業已發生，而并非發生在從債躍升至侵權責任之周期內。因此，商標惡意訴訟濫用的權利應為商標權請求權，而非訴權之濫用。

圖1 商標惡意訴訟行為人的相關權利演化關系

更進一步地，商標惡意訴訟所濫用的應當是權利人的商標救濟性請求權，且同時涵蓋防止侵害與損害賠償兩項權能。根據溫德沙伊德的觀點，請求權一方面是一類獨立的權利類型，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一切權利的“強制因素”。?其中，前者系基礎性請求權，而后者則為前者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時作為訴權基礎之權利，在霍菲爾德權利理論的體系下，這一權利可采“救濟性請求權”予以表征，即基于狹義權利形式的救濟權。?由于商標惡意訴訟以權利人實現訴權為表現形式，故而其濫用的權利就應是作為訴權基礎的救濟性請求權，如若濫用的是其他前置性權利，則均難以達到最終之濫訴效果。在此區分視角下，惡意訴訟行為人尋求事實上并不需要的“救濟”時，其所主張的請求范圍既可包含排除侵害責任，也可包含損害賠償責任，且二者可兼容。這與我國新頒布《民法典》第179條關于民事責任的類型化規范相一致。而剖析這一請求權濫用之法理本質的意義，即是明確商標權人在惡意訴訟中的請求范圍與權利邊界，進而為司法規制模式的優化設計提供“定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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