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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應建立版權集體管理的競爭模式

版權集體管理在世界上主要有兩種模式：以大部分歐洲國家為代表的壟斷模式和以美國、加拿大為代表的自由競爭模式。在壟斷模式下，大部分國家均對作品的集體管理組織加以嚴格控制，確立管理機構在法律上的壟斷地位，并明確規定機構的屬性、設立、運行等。采取自由競爭的集體管理模式多為英美法系國家。自由競爭模式的版權集體管理機構適用自主、自律的管理原則，只受反壟斷法制約，政府主管機關不會干涉過多。自由競爭模式之優勢是可以防止集體管理組織壟斷，有利于保護版權人和使用者的利益；劣勢是會造成每一個集體管理組織的代表性都不強，權利人和使用者要面臨多個機構選擇，增加維權、使用和交易成本。〔1〕壟斷模式和自由競爭模式的比較涉及版權許可、維權等的成本，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版權集體管理模式在整體上雖然降低了版權許可、維權的成本，但是從成本角度考慮，也不能一味地只關注成本的降低，不能把成本的降低作為決定性因素。成本降低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保護版權人和使用者的利益，如果成本降低的過程中伴隨著其他風險的產生，比如壟斷之威脅，其后果會適得其反。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筆者傾向于自由競爭的版權集體管理模式。

在建立了版權集體管理之后，又要注意版權集體管理組織這樣一種機構應該擁有足夠的“自主”權力。我國大量非政府組織目前實際上是“半官方”性質的，這當然體現了我國政府扶持非政府組織的良苦用心。但是包括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在內的非政府組織從“官辦”到“民辦”是必然的發展趨向。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壯大應該是政府扶助下的、以非政府組織為主體的自我成長過程。它不是造就一個政府管理職能的代理者或準政府組織，而是要使非政府組織保持自身的自治性與相對獨立性，堅持民間化方向，做到負責人由成員選舉

產生，活動由自己決定，事務由自己管理。〔1〕應該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版權集體管理組織。許可證的發放、收費和分配同樣也不能由法律作硬性規定，而應由市場決定，哪種方式更能為當事人所接受就采取哪種方式，不適應市場發展的方式只能被市場淘汰。總之，有必要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擁有自主權的版權集體管理組織。

在以市場為導向的理念下，進一步的問題是要防止和反對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在操作過程中可能形成的壟斷。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如果形成壟斷地位，它很容易被集體管理組織濫用，給著作權人（會員）和用戶帶來各種各樣的傷害。比如，限制會員退出、歧視會員、強迫用戶接受一攬子許可、索要高額許可費等等。〔3〕如何從法律上規范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市場行為，阻止其濫用版權或者濫用該市場支配力損害用戶和著作權人的利益，就成為接下來必須解決的問題。

1941年美國司法部對“美國廣播電臺、作家和出版商協會”（ASCAP）提出反托拉斯訴訟，在法院主導下，該案最后達成和解。美國政府與ASCAP的合意，詳細記載于此案判決中。該判決最早于1941年作成，其后歷經多次修改，最重要一次修改是在1950年，于1960年再度修正。該判決中最主要之內容如下：（1）會員對ASCAP之授權必須是非獨占性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會員可自行授權他人使用其作品并收取使用費；（2）ASCAP除了一攬子許可（blanket license）外，尚必須提供經濟合理的按項目許可授權方式（per program license）以便使用人有所選擇；（3）ASCAP對相同類型的使用人必須用同樣的標準及方式收費，不得有差別待遇；（4）ASCAP不得拒絕授權給使用人；（5）收費標準需合理，使用人對收費標準的合理性有疑義時，需提請紐約區域法院認定；（6）ASCAP不得拒絕符合入會資格的作者或出版人入會，亦不得對會員實行差別待遇；（7）使用費的分配方式必須客觀合理。該合意判決作為規范ASCAP運作的準則，ASCAP必須履行，在此司法監督下，ASCAP的行為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國第二大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美國音樂廣播公司（BMI）的成立過程更能進一步說明在版權集體管理領域引入競爭機制的重要性。當初，ASCAP作為唯一的壟斷組織向廣播組織索要高額的許可費，導致這些廣播組織自行成立了BMI，并將其發展成為與ASCAP分庭抗禮的集體管理組織。這揭示了在版權集體管理領域，市場準入的自由能夠有效遏制壟斷組織索要高額許可費。

借鑒國外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發展中的經驗，中國應該選擇以自由競爭為基礎輔以必要的法律干預的版權集體管理模式。法律應該消除集體管理組織設立過程中的人為障礙，促進集體管理組織之間的競爭。法律應當禁止壟斷組織與著作權人之間建立獨占性授權關系，保證二者處于競爭狀態，以維護版權用戶和競爭性集體管理組織的合法利益。可能的法律干預措施有：（1）要求集體管理組織保障版權人進入或者退出的自由；（2）禁止歧視不同的版權人，要求其建立公平、公開、準確、可靠的許可費分配機制；（3）禁止強迫接受一攬子許可，要求集體管理組織提供多種類型的許可；（4）從實體及程序上限制其索要高額許可費；（5）充分公開經營信息，接受會員、版權用戶及社會的監督；（6）禁止橫向或者縱向市場聯合，限制競爭對手及版權用戶的選擇自由；等等。〔2〕行業協會集體管理以自愿參與為原則，開展自由競爭。最好是在每一個版權領域能夠形成兩個以上的版權集體管理組織，通過自由競爭防止形成版權集體管理過程中的壟斷。在網絡版權問題上引入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集體管理制度，也務必注意在管理過程中應該以市場競爭為導向。這最終有利于維護版權人和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即使采用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政府的監控依然是必要的。因為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市場準入依然存在如下障礙：后來者比在先者承受更高的成本；新的集體管理組織的進入需要時間在集體管理組織和用戶之間、集體管理組織和會員之間簽署長期協議。〔3〕中國版權保護中心的雜志編輯部主任常青也認為：“在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與著作權人之間的關系，其權利來源于信托。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應該具有基于信托的定價能力和權威，同時為防止合作博弈中的弊端，應該允許著作權人與它進行競爭，它也應該接受政府的監督。”〔1〕為了防止集體管理組織濫用職權，歐洲各國一般都規定政府或者某個政府部門是集體管理組織的監督機構，負責審批集體管理組織的設立和撤銷、檢查集體管理組織理事會會議和日常工作、檢查其收費標準的制定和分配方案的實行。〔2〕應該說，國外政府部門對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監督職能是明確的，比如在收費標準的制定問題上是“檢查”，而不是“批準”甚至由國家機關直接制定相關收費標準。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周林教授在其2002年撰寫的博士論文中就已提出，在集體管理組織的經營方面，建議應采取“私辦公助、公司化管理”的模式。他建議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發起應當由版權人來承擔，而不應當由國家機構承擔，并且版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采取公司化運作和管理模式。周林教授還建議國家應當采取“鼓勵競爭、強化監督”的政策。他提出，“比較理想的模式是，一類作品只有一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進行有關版權業務。但也不排除，至少在立法上不應限制在一類作品中可以有若干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可能性。這樣做的好處是，給予新成立的某類作品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一定的壓力，如果其經營不善，將會有人取而代之。”〔3〕他提出的這兩點建議背后的理論基礎就是自由競爭，“鼓勵競爭、強化監督”這八字方針體現了作者對此問題的充分考慮，值得贊同。有學者指出，與國外同類組織相比，我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在設立模式上行政色彩濃厚，更易于其壟斷地位的形成。我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性質使得對它們的反壟斷監督更容易被忽視。我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均為非營利性社團法人，這使得人們易于忽視用反壟斷法等經濟法規來規范該類組織的運作。為此應當借鑒美國豐富的反壟斷司法實踐，完善相關立法。〔4〕我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設立模式和性質定位導致的潛在的壟斷威脅是不可忽視的。當然，現在我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但我們要未雨綢繆，提前針對其可能發生的壟斷問題做好制度設計，以免在將來亡羊補牢。這并非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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