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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紀，西方國家就開始了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研究。隨著農業技術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生物技術的迅猛發展，許多國家不僅大力支持農業技術創新，還不斷加強本國農業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在國際貿易和技術開發中積極推行其知識產權戰略。
在農業知識產權制度對創新的影響方面，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
(1)農業知識產權制度為持續創新提供激勵機制。Arrow(1962)，Caswell、Fuglie和Klotz(1994)，Fuglie、Ballenger和Day等(1996)，Lele、Lesser和Wesseler(1999)，Nottenburg、Pardey和Wright(2001)，Maskus和Smith(2001)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授予知識產權所有人合法的壟斷權，使其獨占創新收益，從而最大限度調動研發者的創新積極性，為持續創新提供激勵；農戶由于可獲得技術創新的存量增加而應向研究者提供補償；同時，知識產權制度與其他排他性措施相比，降低了交易成本。
(2)農業知識產權制度將導致研發資源過度配置。由于“贏者通吃”決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獎勵最早研發成功者，有些學者認為，知識產權制度可能導致研發資源的過度配置。Scherer(1967)認為，為提前獲得相同的研發結果，研發投資者會增加投入，從而導致研發成本的上升。Barzel(1968)認為研發投資者為了提前實現研發計劃，在基礎技術尚未成熟的情況下提前利用資源，會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Tandon(1983)認為競爭會導致研發投資超出社會最優水平。
(3)知識產權制度會阻礙后續創新，降低技術轉化率。Scotchmer(1991)、Takalo和Kanniainen(2000)認為：一方面，現代創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創新，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會阻礙基于現有知識產權的后續創新；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制度為權利人提供了私權保障，使其在市場不確定時不必將技術投入市場，從而降低了技術轉化率。
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政策方面，國外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索。Blankey(1998)對農業知識產權的特點和保護的法律依據進行了深入研究。Paarlberg(2000)在其出版的《轉基因作物革命的政策管理》一書中系統闡述了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并從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貿易政策和安全評價政策三個方面對中國、印度、巴西以及肯尼亞等發展中農業大國的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政策進行了研究。Eaton(2002)對實施TRIPs協議后，各國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面臨的政策選擇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通過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經濟學分析，剖析了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對不同國家農業科技創新、農業技術國際貿易、行業壟斷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影響。
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促進國際技術轉移與擴散方面，世界銀行Lele、Lesser、Wessler(1999)等專家出版了《農業知識產權研究》一書，主要討論了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對農業技術研發和農業技術轉讓的影響以及世界銀行應起的作用。Pray(2001)及其研究團隊，通過對多個國家的實證數據進行研究，認為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將促進技術的轉移和擴散。
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貿易和國外投資的影響方面，Srinivasan(2005)、Eaton和VanTongeren(2004)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是影響跨國企業國際貿易和投資水平的重要因素，跨國公司往往根據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情況選擇適宜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方式，對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高的國家采取出口或者代理的形式，對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國家則采取直接投資的方式。Seyoum(2006)認為由于知識產品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份額大幅提升和國際技術競爭日益加劇，專利和其他類型的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中的功能被放大，并且根據有關國內專利保護水平對國外投資影響的實證研究，揭示專利保護水平與外國投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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