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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法定賠償的定位及適用條件

對于商標權人和法院而言，法定賠償是侵權訴訟中讓人頗感無奈的選擇。雖然此種賠償方法能夠減少舉證、質證、查證等繁瑣程序，極大地提高審判效率，但另一方面，法定賠償的不可捉摸性也令其屢遭詬病。在司法實踐中，出于對恣意裁判的警惕與防范，我國法院系統對法定賠償的適用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發布的《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其明確指出，應當 “積極引導當事人選用侵權受損或者侵權獲利方法計算賠償，盡可能避免簡單適用法定賠償方法。”而在地方，一些省市的高級法院同樣對法定賠償的適用有明確的要求。例如，《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知識產權案件適用定額賠償的意見》第2條規定，“對商標、著作權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和侵權人的違法所得可以基本查清，或者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依據證據規則和通過證據的采信可以對賠償數額予以確定的，不應直接適用法定賠償。”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在商標侵權訴訟中卻絕少見到受訴法院拒絕商標權人法定賠償訴求的案件。在本文所收集的一千余份商標侵權賠償判決中，僅有一起案件的法官未對商標權人的法定賠償請求給予支持。恰恰相反，在江蘇泰州中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在判決中明確指出，以被控侵權人侵權獲利確定賠償數額顯然不足以彌補侵權行為給原告造成的經濟損失，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其因侵權而遭受損失的具體數額，因此應當適用法定賠償予以判賠。而在福建龍巖中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也認為，考慮到被告所進行的商品銷售與原告商品非同類商品，不宜以雙方各自產品的直接經營獲利或損失為計算依據，最終法院酌定判賠原告2萬元損失。
從大多數判決書所呈現的內容看，我國現階段對法定賠償的大規模適用與商標權人的舉證不力不無關系。然而在本文看來，商標權人的舉證不力固然與當前企業經營不規范以及商標權人的維權意識淡薄等諸多現實因素有關，但其更多的還是商標侵權案件的特點使然。
首先，從理論上講，商標侵權的認定并不以損害的實際發生為基本前提，只要當事人的行為有混淆可能或淡化商標之虞，或者可能會令商標的功能遭受其他不利影響，則侵權即告成立。對商標權人而言，產品銷量的減少、利潤額的下降固然是其商標利益受損的直觀體現，但又不僅限于此，在有些時候，侵權行為對商標功能的侵害可能更多表現為對消費者的商標心理認知產生潛移默化的、累積性影響。而商標權人幾乎無法證明其在此種難以量化的消極影響中所遭受的具體損失。
其次，即便從可量化的損失角度觀察，商標權人在侵權損害因果關聯的證明問題上也面臨著重重困難。由于市場競爭的復雜性，商標權人的己方利益變動往往取決于競爭者數量的多寡、市場的飽和程度、整體經濟形勢的變化、己方產品的競爭優勢、侵權產品的特點以及商標權人與侵權人是否存在直接競爭關系等諸多因素的交互影響。有鑒于此，那種將商標權人的利潤下降直接歸結于商標侵權行為或者簡單以侵權人獲利推定權利人損失的作法皆不可取。
在本文收集的1073份商標侵權判決中，以原告的侵權受損或者被告的侵權獲利為依據做出判賠的案件分別有9件和8件，從判賠內容看，法院對商標權人經營損失的量化往往缺少必要的推理過程。由于對權利人利益變動的成因鮮有深入細致的分析，相關判賠結果總顯得差強人意。例如，在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審理的一起商標侵權案件中，法院認為原告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因三被告的涉案侵權行為所遭受的經濟損失，遂以三被告生產銷售假冒商標標識的獲利確定賠償數額。鑒于本案被告總共印制了10萬枚商標并為此收取4000元費用，法院最終僅要求三被告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4000元。可問題在于，被告因非法印制商標標識所收取的4000元費用與商標權人遭受的經濟損失之間顯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聯關系，既如此，法院對二者的同質性判斷依據何在？而在上海高院審理的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認為兩被告未經原告許可，在與原告商標核準注冊的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原告商標相同或近似的標識，構成對原告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侵犯，進而根據被告的侵權產品銷售收入與10%的一般工礦產品銷售利潤率計算原告的損失。雖然該案原告最終獲賠200萬元，可問題是，在原被告雙方的產品僅構成類似而非相同的情形下，原被告雙方之間的利益變動呈現的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基于此，那種將被告侵權獲利與原告損失相對應的作法顯得過于機械、武斷。
由上述分析可知，法定賠償在商標侵權案件中之所以獲得普遍適用，與商標權人利益變化的復雜性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對商標權人而言，其所面臨的損失證明困境與其說是舉證不力所致倒不如說是舉證不能的結果。從這一角度觀察，我國法院在商標侵權案件中對法定賠償的“鐘愛”實乃因應商標權人舉證困難、降低損失因果關系證明門檻的現實舉措，作為認定商標侵權損失的慣常性方法，法律應當理性承認商標權人在是否適用法定賠償問題上的自由選擇，而不必借助適用順位的規定對其進行無謂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法定賠償在商標侵權訴訟中占據主導地位具有內在的合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商標權人在具體個案中的法定賠償訴求會獲得法院的無條件支持。從此次對1073份商標侵權判決書的統計情況看，人民法院在以下幾種情形一般會拒絕對商標權人的經營損失提供法定賠償救濟：
1．原告商標未實際投入商業性使用的情形。例如，在上海浦東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認為，由于原告未能證明其注冊商標實際投入了商業使用，或者許可他人使用該商標，原告亦無證據證明其實際損失，故對原告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0萬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而在另一起案件中，浦東法院也認為，由于原告商標的顯著性不強，也沒有在具體的商品上使用，且除合理費用外，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因被告的侵權行為而遭受了經濟損失，故對原告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最終，法院僅酌定被告賠償原告為制止侵權所花費的合理費用20208元。
2．涉案侵權產品未實際進入市場流通的情形。例如，在江西高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認為，鑒于原告并未提供被告所生產的涉案侵權產品流入市場的證據，因此應當主要考慮原告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酌定賠償金額，最終，法院將一審判賠的15萬元調減為2萬元。而在福建高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認為，涉案侵權人所代理出口的運動鞋因被廈門海關扣留而未能實現出口，故侵權損害經濟后果尚未實際發生，即侵權行為對原告的聲譽、市場份額或者銷售收入等利益并未造成實際損害，原告也未能舉證證明被告代理的商品在國內市場曾有銷售，故其請求判令被告賠償經濟損失的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最終，法院僅以原告為制止侵權所花費的合理費用為依據將一審判賠金額20萬元調減為39500元。
3．原告商標知名度過小的情形。例如，在江蘇省海安縣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主張60000元損失并支付合理維權費用3135元，然而法院認為，原告就60000元的損失并沒有提供相應證據，由于被告系長期在同一地點、單一店面持續經營，已擁有自己的消費群體，而原告注冊商標在被告所在區域幾乎不存在任何影響力，因而原告因被告在店堂招牌突出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文字所受的市場損失也幾乎不存在，可以忽略不計。最終，法院僅就原告的合理維權支出做出2100元的法定賠償判決。
4．涉案被告侵權情節輕微，不足以對原告造成損失的情形。例如，在河南省新鄉市中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雖然認定被告的域名注冊行為構成對原告商標權的侵犯，但卻同時指出，鑒于被告注冊的域名 “www．trust日用塑料制品．com”時間較短，地理位置等原因尚不足以造成對原告經營的損害，且原告提供的5000元損失發票系律師專用發票，摘要為調查費，為調查胡洋案件實際花費多少無證據支持。最終，法院沒有支持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承擔5000元費用的訴求。而在河北省滄州市中院審理的另一起案件中，法院同樣認為，被告的域名注冊行為構成對原告商標的侵犯，但被告侵權的時間較短，不足以對原告產生較大經濟損失，故以不判令被告賠償損失為宜。
5．以原告未提供損失證據為由拒絕適用法定賠償的情形。例如，在山東泰安中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認為原告的經濟損失證據不足，因此只能就原告為制止侵權行為而支出的合理費用進行酌定判賠。據此，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賠償為制止侵權行為支付的合理開支5953元。而在河北省石家莊中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也認為，原告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未向本院提供計算依據和相關證據予以證明，且被告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也難以確定，故對其請求賠償50萬元的損害賠償額的主張，因無證據予以證明而不能得到支持。最終，法院僅就原告的維權費用酌定判賠3萬元。
以上事例表明，法定賠償并非在任何類型的商標侵權案件中都可以獲得當然適用。就性質而言，法定賠償是一種在當事人難以準確界定損害數額情況下的推定性計算方法，這意味著，對法定賠償的適用仍需以損失的客觀存在為基本前提，當法官在相關案件中查明的事實不足以證明原告確有經營損失或合理的維權支出發生時，則法定賠償的適用余地理應受到限制。從這一角度觀察，商標法在允許商標權人主張法定賠償救濟的同時并未完全免除其對損失的證明責任。這正如上海浦東法院在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所指出的，“商標權人如果不使用其注冊商標，則不會產生經濟上的收益，就不存在實際的經濟損失。依據損害賠償填補受害人實際損害的原則，原告應當舉證證明其使用涉案商標的事實，以此證明其存在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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