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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法設立的法定賠償制度主要存在的問題

該法定賠償額的幅度較大，對下限未作規定，對按照幅度賠償應考慮侵權行為的情節，法條規定的不明確。2002年10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雖然對此明確了所應考慮的多種因素，但如何計算仍然未明確。參照國外法定賠償的立法實例，法定賠償主要應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侵權人的非法獲利均難以確認時，解決對權利人的賠償問題；二是減輕當事人的訴累，亦可提高司法效率，如在美國著作權訴訟中，如果權利人選擇要求最低的法定賠償額，則無須對其受到的實際損失或侵權人的非法獲利進行舉證，且其可在法院判決之前的任何時間選擇法定賠償。而我國商標法所規定的法定賠償卻未能很好地解決這兩個問題：對于第一個問題，因對商標權人的法定賠償沒有實質意義的下限，賦予了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利于對權利人的保護；而對于第二個問題，即減輕當事人的訴累及提高司法效率問題，我國現行的法定賠償根本沒有涉及。現筆者列舉兩案例以供說明上述第一個問題。
案例一：廣東省廣州A公司（原告，以下簡稱A公司）系“CTI”商標權人。2002年4月底開始，杭州B公司（被告，以下簡稱B公司）未經A公司許可，擅自委托杭州C公司偽造標注“CTI”注冊商標的復合模鏈條包裝袋33000個，從他人手中購進標注“CTI”注冊商標的鏈條包裝盒10000個，而后在自己公司內制造假冒注冊商標“CTI”鏈條，于2002年5月23日被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余杭分局余杭工商所查獲。非法經營額3萬余元。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余杭分局對此確認B公司的行為構成生產、經銷假冒偽劣商品，除沒收假冒物品外，并處罰款5萬元。法院認為，B公司制造、銷售假冒A公司擁有的“CTI”注冊商標的鏈條鏈片及擅自制造“CTI”注冊商標標識，其行為給A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法院一審判決，B公司賠償A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10萬元。判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上訴。
案例二：上海D有限公司（被告，以下簡稱D公司）自2002年1月份開始，在未取得“CTI”注冊商標持有人A公司（原告）的許可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生產的傳動鏈條以及外包裝上擅自使用“CTI”注冊商標，還接受深圳E公司委托生產“CTI”品牌的鏈條，共生產了“CTI”傳動鏈成品合計9550條，非法經營額為57951元，這些產品準備銷售給深圳E公司，尚未實際銷售。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此認為D公司構成侵權，除沒收侵權物品外，罰款15萬元。法院一審判決認為，D公司未經原告許可，擅自在其生產的傳動鏈產品上使用“CTI”商標，侵犯了A的注冊商標專有權，理應承擔商標侵權的民事責任。但現有的證據只能反映D公司在2002年11月開始生產“CTI”傳動鏈，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查處違法行為時也未發現已經實施“CTI”傳動鏈銷售的證據。因此，D公司雖然實施了侵權行為，但是A在本案中僅主張損害賠償，而A公司尚未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D公司事實上已經銷售了“CTI”傳動鏈并獲得了非法利益，故法院對原告提出的賠償請求難以支持。結果，A公司敗訴，未得到任何賠償。A公司不服上訴，二審維持原審判決。
從上述兩案例可對比其相同之處：（1）被侵權者同一；（2）侵權者均委托他人加工標有被侵權人商標“CTI”的包裝品、標貼及模具；（3）案發時，兩案件中的工商部門均在查獲現場查獲大量侵權物品，兩侵權者所生產的侵權產品的數量相差不大，非法經營額因此相差也不大；（4）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均認定侵權者未將侵權產品銷售，但都對侵權者認定構成商標侵權，并予以行政處罰。其中，在“案例一”中，杭州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B公司罰款5萬元，在“案例二”中，上海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C公司罰款15萬元。
由此可知，上述兩案例案情十分相似，但兩侵權者的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分別對其的罰款卻相差3倍，似乎“案例二”的侵權行為要較“案例一”的侵權行為嚴重得多。但是，在司法保護方面，特別是在被侵權人通過訴訟賠償方面，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在案例一中，法院判決B公司賠償10萬元給A公司；而在案例二中，法院判決被告D公司無須賠償。
總之，我國商標法設立的法定賠償制度主要存在的問題是操作性差，沒有從侵權人的侵權行為的多種方式而給權利人造成財產實際損失的廣泛性、復雜性等方面來考慮確定具體的賠償計算方法，從而難以有效的保護商標專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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