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腦極體

比來，很多企業都在談算法的價值不雅觀。在烏鎮互聯網大會上，張朝陽談到了這個話題，在之前今日頭條舉辦的AI大會上，哈佛教授Cyrus Hodes也提到人工智能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在以前看到這種論調，我總想為企業喊冤。技術鉆研、產品開發、組織經營已經很費力了，企業創造價值、提供就業就已經足夠負責了。還要為算法技術這種來源于用戶數據的東西塑造價值不雅觀?不過在了解過Facebook一個有頗多爭議的實驗后，我開始逐漸改變了這種想法。

在 2013 年，Facebook聯合康奈爾大學、UC舊金山分校的研究員在 2013 年于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頒發了一篇名為“社交網絡中大規模情緒擴散的實驗證據”的論文。

實驗的主要內容是，更改用戶信息流中的情緒，看看用戶會有怎樣的反饋。事實證明，在用戶信息流中灌輸“正能量”的信息，用戶也會給出正面的反饋，反之則是給出負面的反饋。

由于這則實驗是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實驗”人數涉及到了將近七十萬人。互聯網上對這則實驗進行了強烈的報復，認為Facebook的行為極大的違反了人倫道德。

其實我們都知道，真正讓人們感到恐懼的，是Facebook可以通過信息流輕易把持人們情緒這件事。

從獵手到獵物，弱者才會被“把持”

回溯到互聯網的“上古時代”，人們尋找信息的方式是非常簡單的。例如搜狐的黃頁形式，整個互聯網上的信息百里挑一，以至于可以用分類擺列的形式展現出來。當時的人們要知道本身要找的網站屬于那一類，才能在黃頁互聯網上盡情沖浪。

此時人們對獲取信息的把控力可以達到90%。在昂貴的撥號網絡之外，還有大量的電視、廣播、紙質媒體構成人們對世界的認知。

隨著信息的發作式增長，一本黃頁已經遠遠不足夠。到了谷歌、百度的搜索引擎時代，關鍵詞成為了尋找信息的利器。這時的人們已經可以帶著問題來尋找信息，SEO、SEM等等廣告形式也讓企業開始有權力去“控制”用戶看到那些信息。

同時，廉價的寬帶資費和更豐富的信息增加了互聯網的權重，讓其在人類認知來源構成中的地位更高。換句話說，人類認識世界的窗口變窄了。

比及了今天，移動終端的小屏特征帶來了信息流和時間線，而這兩者一個來自于編纂保舉/算法保舉，另一個則來自于用戶的關注關系。人們已經很難再去主動尋找信息，而是接受編纂、算法認為適合他們的信息。

此時，移動互聯網下沉基本完畢，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更為集中，對于獲取信息的把控程度卻不才降。人們從信息的狩獵者逐漸釀成獵物，難怪會被信息流控制本身的情緒。

讓渡信息窗口，直到成為算法的鏡中人

其實互聯網發展的過程，可以被看做一個人類不停讓渡信息窗口的過程。

從黃頁時期到搜索引擎的發展中，我們把部分信息窗口讓渡給了流量和金錢。廣告主和高熱度話題有權力占據我們信息窗口的主要位置。而從發展引擎到信息流的發展中，社交關系和原生廣告加大了高熱度話題和廣告主在信息窗口中的占比，而剩下的部分則被讓渡給保舉算法和編纂。

信息流的出現，是這個讓渡的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一步。我們雖然把信息窗口交了出去，卻獲得了更多、更具個性化的信息。黃頁時代的幾十萬個網站怎么可能滿足人們豐富的需求?廣告主會鼓勵內容創造者創造更多內容，編纂和保舉算法幫手我們找到最適合我們的內容。

這一切看似是非常良性的循環，可問題的關鍵在于：信息流和保舉算法無處不在，它們已經不但僅意味著我們瀏覽什么，而對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Facebook的實驗，只是簡單的校驗了一下信息繭房的假說，結果卻發現信息流可能會影響到人們的情緒。實際在購物、旅行、音樂等等的選擇上，我們都會被信息流擺布。

信息流影響了我們讀什么新聞、看什么電影、買什么東西，而這些行為數據又被記錄下來，，成為了自身畫像的一部分，也成了算法構成的依據，某種程度來說，這一切都會讓我們和算法中的本身越來越像。

算法的第一要務是……

當人們和算法中的本身越來越像(即使只是有這種可能性)，算法的價值不雅觀、人工智能的責任感這種論調就有了存在的須要。在內心深處，我們感受到了一種對自我把控的無力感。提出價值不雅觀、責任感這種要求，就好像弱者對強者耍賴，要求簽訂一條互不侵犯的條約。

那么問題是，難道就是為了我們本身的不安適感，信息流相關技術作為窗口的締造者，就有須要五講四美、三熱愛?

這時問題就上升到了更高形態：成為健康美好正直的人，是一種普世的價值不雅觀。可沒人有權力阻止另一個人成為鄙陋陰險低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