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本年的戛納電影節邀請范冰冰擔任主競賽單元評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顯示著新生的中國影響力的話，那么，《玉子》（Okja）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則在別的一重意義上向我們展示著別的一波沖擊。

這部由 Netflix 參與投資制作并在該平臺上發行的科幻電影遭遇了法國院線經理們的聯合抵制，而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西班牙著名導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甚至在電影節一開幕就宣稱不會將獎項頒給沒有在院線上映的作品。

最終，不但《玉子》顆粒無收，戛納組委會也頒布頒發自明年開始，只有在法國院線上映的電影才能參與競賽。

在院線和流媒體平臺之間，在傳統的電影話語權詮釋者和新興的互聯網巨頭之間，在藝術與技術數據之間，雙方的這一次比武以后者的慘敗而告終。這樣的爭鋒并不罕見，甚至就在戛納，這樣的情形繼續上演著。

和電影節在全世界電影工作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相似的是，戛納國際創意節對廣告人來說也意義不凡。在1954年，出于對電影人和戛納電影節的羨慕，廣告人也群集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舉辦了第一屆國際廣告電影節，其后在整整三十年的時間里，廣告電影節在威尼斯和戛納之間輪流召開。直到1984年，戛納才終于成為廣告節的永久舉辦地。

1998年，在這一年，互聯網潮流風起云涌處在狂飆突進中，騰訊在同一年成立，而戛納廣告節設立了賽博金獅獎（Cyber Lions），以此表彰廣告創意中的數字化技術和平臺。在2011年，騰訊推出了微信，但其在線廣告收入在公司總營收中的比重僅有7%。

無數細微的事件在這一年漸漸匯聚到一起，在當時，沒有人會覺察出這些蛛絲馬跡究竟意味著什么，也不會意識到它們究竟在未來會如何。接下來本年，曾經被認為將成為 Google、Facebook 等最大挑戰的移動廣告已經成了兩家公司最大的增長驅動之一。

在2011年，Facebook 廣告營收為31.54億美元，Google 的廣告營收則達到了365.3億美元，到2016年，Facebook 廣告營收超過268.8億美元，而移動廣告在其中的比重則將近83%，Alphabet 的廣告收入超過793.8億美元，eMarketer 預測移動廣告在 Alphabet 全球廣告收入中的比重將近60%，而去年這一比重還僅有不到46%。

移動端廣告迅猛增長的趨勢實際上為廣告主提出了新的難題，在顯示面積有限和系統應用限制更多的情況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吸引用戶實現更多的觸達及曝光？這些問題的答案和傳統桌面廣告有著天壤之別。

在人們越來越多使用應用的情況下，以往的網站顯示廣告及彈出廣告顯然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用戶體驗的毒瘤，甚至連 Google 都決定在本身的 Chrome 瀏覽器中內置功能封殺網站上特定的不成接受內容廣告。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傳統的廣告和傳播思維實際上正受到來自移動互聯網潮流越來越強力的挑戰。

Google 主席施密特在2011年的戛納廣告節上講話 來源：adweek

時間回到2011年，Google 主席施密特來到戛納，他在演講中提到信息的爆炸性增長給互聯網公司及廣告人帶來的沖擊，他這樣提醒互聯網時代的廣告人：

要從“將人視作消費者的對話”轉釀成真正的“與人的對話”。

時至今日，施密特的不雅觀點不但沒有過時，反而越發展示出其前瞻性。

平板手機乃至智能手表、VR/AR 頭戴裝置從硬件層面上為廣告呈現營銷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技術上的突飛猛進及其商業化同時也為移動廣告開拓了新的戰場。施密特的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具備了實現的可能性。建立在以億為單位的海量數據的收集整理分析歸納基礎上的大數據使得廣告主第一次有可能清楚地認識到本身的潛在消費者究竟是什么樣的。

黑寡婦和神奇女俠對應的消費習慣文化配景差別甚至有著極大鴻溝的用戶

在以往，《神奇女俠》（Wonder Woman）的廣告投放觸及到的可能是黑寡婦的擁躉。而現在，借助大數據威力下的數字標簽及用戶肖像，廣告主的投放將會更加精準，在社交媒體上討論 DC 作品更多的顯然是本身的目標消費者，從2011年開始連續看《速度與激情》的不雅觀眾當然對蓋爾·加朵（Gal Gadot）的興趣更加濃厚，看過《紙牌屋》并對其好評的不雅觀眾自然也會對羅賓·懷特（Robin Wright）買賬，而那些在優衣庫買過漫威主題的消費者對這部作品的興趣較上述人群更低。

Alphabet、Facebook 現在已經占據了46.4%的全球數字廣告市場，事實上，一個平臺或一套生態系統越大， 它在數字廣告市場上的優勢就會越明顯且鞏固。數據顯示，在2012年，全球廣告營收最多的三十家公司占據整個市場33%的份額，到了2016年，這個市場的規模已經從4年前的4450億美元增加到了5330億美元，而這三十家公司所占的比重亦增長到了44%，其中 Alphabet 和 Facebook 就占據了超過19.3%的市場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