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的憤怒譴責帶有地緣政治和國家仇恨的判斷，他似乎暗示宿敵巴基斯坦應對恐怖事件負責，但巴基斯坦則迅速對恐怖襲擊表示譴責，顯示無辜立場，并強調要配合印度鏟除南亞地區的恐怖主義以及極端主義。巴基斯坦人暗示印度人不要太固執，應該對國內的極端勢力多加看管”。

　　如果運用某種類比的言辭，孟買的恐怖襲擊可以看作是印度的911”、是新興市場的911”，跟美國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不同，2001年處于全球經濟的上升期，全球化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格林斯潘只需要快速降息就可以化解民眾的悲觀和畏懼，但現在伯南克沒有這個好運氣，他歇斯底里的貨幣放松手段宛如泥牛入海”。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領銜的金磚四國”被看作是拯救世界經濟和全球化勢頭的重要力量，但是現在看來，新興市場國家能力給高估了。中國已經明智地表示搞好本國經濟就是對挽救世界經濟做重要貢獻”，而印度則一直被民眾抗議(最近發生多次聲勢浩大的罷工和抗議)、外包減少、生活水平惡化、經濟增長率急劇衰減以及財政赤字所困擾。

　　印度的故事似乎預示著全球化鏈條正在反向運動。印度過去被贊譽為新興市場中的全球化范本：與新經濟的絲絲合拍無縫對接、英語優勢的融入性、良好的企業家土壤和創新以及極具包容性的民主化運作。但是在這場危機中，它變得力不從心。我們認為，印度折射出一種新式的印度病。老式的印度病即所謂的長期經濟增長慢如蝸牛”。現在，印度破解了老式印度病，但卻落入了新式印度病，即經濟增長不具備分享性，沒有惠及大眾。印度人以為經濟增長存在涓滴效應”，精英集團和知識階層首先會分享經濟增長好處(例如接納技術外包)，同時好處會逐漸向下滲透，最終擴散到底層民眾。實施上，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整個亞洲都被這套哲學所俘獲，認為經濟增長和經濟分享存在一種梯度轉移”，但是實際情況下是，增長并不主動具有普享性。也許三個世界”的理論劃分也可以分析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比如印度83%的人口生活在牛車經濟”、15%的人生活在兩輪經濟”(自行車和摩托)、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飛機經濟”中。

　　很多證據顯示，孟買恐怖襲擊也許真的同印度國內的極端勢力有關(也許和國際恐怖組織有協作)，那么印度，包括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都要思考國內的三個世界”問題，這一思索的坐標應該高于GDP增長的目標。如果將目前這場危機僅僅看作是經濟危機，需要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來予以刺激，那么這種思考就是非常狹窄的。孟買恐怖襲擊至少表達了兩個隱喻：仇恨經濟成功階層(攻擊豪華酒店)、憎恨西方和印度的全球化聯系(挑選發達國家旅客槍殺)。恐怖襲擊將使得西方客戶在印度的商業活動中止、提高了印度市場的商業風險。在蕭條年代，西方世界保護本國利益，會降低對新興市場的外包，并樹立起更多的商業壁壘。簡單地說，恐怖襲擊利用經濟蕭條年代的脆弱而浮躁的心理，成功推動了全球化鏈條的反轉。毫無疑問，全世界要攜手同心阻止這種反轉，但是，全世界也需要反思以往的哲學，是否可以將蕭條看作是一種機會，一種糾正涓滴效應”累積的錯誤、以及主動調整社會階層關系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