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的招商壓力,逼迫著軟件園頻繁使出各種優惠”的老招術。當地城市的資源和背景決定了軟件園不能異想天開地求發展，管理部門不計代價的投入和越俎代庖的行為亦將抹殺軟件園的創造力。如同生物進化受制于環境和外力，軟件園的發展也不得不正視環境和市場的選擇規律。
較量中的泡沫和陷阱
母體”的局限
一樣的團隊、一樣的設施、一樣的管理服務水準，把中關村軟件園照搬到沙漠里，能做成現在這個樣子嗎?不行!”中關村軟件園副總理胡萬進開玩笑地對記者說，他必須承認，中關村軟件園取得的成績相當程度上是借了北京這個國際性大都市的光。
但在中國二線城市軟件園的負責人眼里，這樣的地區差異頗為不公，他們憤憤不平。有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軟件園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招商，客戶會自動找上門。”城市間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如同一個人的出身貧富，無法選擇，更無法忽視。
北京為一國之都，是文化、政治中心; 上海挾國際金融中心之威，交通便利; IT公司在選擇總部的落腳點時，往往首選北京、上海。得益于這兩個城市的大產業環境，中關村軟件園和浦東軟件園都成為了4個國家軟件產業基地”和國家軟件出口基地”雙基地之一，并不可否認地成為了軟件園發展的領頭羊。
不過形勢也在發生改變。隨著這兩個城市商務成本上升，越來越多的公司把研發中心、軟件外包中心建設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今年5月，阿里巴巴宣布投資1億美元，在成都軟件園建設研發中心，該地也將成為阿里巴巴杭州總部之外最大的總部基地; 英特爾在大連投資建設晶圓廠，大連在朝著中國的班加羅爾”的方向前進; 成都、重慶、西安在爭奪著西部硅谷”; 武漢在建設中部光谷”; 南京、無錫、杭州、青島搶占東部硅谷”，廣州、廈門試圖建設南部硅谷”……
但是，中國究竟可以容納多少個硅谷”?
印度在總結班加羅爾的成功經驗時，曾強調了三大要素: 環境、教育和政府投入。這三大要素與當地的城市特性緊密相關。軟件園在從1.0向2.0階段進化的過程中，也離不開當地的區域經濟的支撐。
已經有軟件園的負責人清醒地指出，如果不顧當地的經濟特點，好高騖遠地提出軟件園的發展目標，將把軟件園帶進大躍進”的陷阱。許多城市人口不足百萬，沒有大學，沒有軟件學院，沒有多少企業，也做軟件園，這就是泡沫。”一位軟件園的領導說。
有些城市一窩蜂地上軟件園項目，不計條件、不計成本地去招商，是不明智的。”成都天府軟件園總經理杜婷婷指出，軟件園僅僅是一個載體，是當地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延伸和體現。如果不顧當地城市特征，照搬國外模式和其他城市模式，霸王硬上弓式地上項目，結果將是忙活幾年后，不得不選擇放棄。
杜婷婷舉例說，天府軟件園有一些留學回國的人員，他們很重視孩子的教育環境，這些就得依賴整個城市的資源。而城市原有的產業鏈、人才儲備、信息網絡設施、交通便利程度、人文環境甚至美食等因素，都是軟件園本身無能為力的。
軟件園的發展思路受限于城市這個母體”，是一個無奈又現實的命題，這也決定了其發展不能脫離各種地區因素。大連憑借靠近日本的地理環境，在過去的幾年里發展了對日的軟件外包; 成都、重慶、西安憑借低成本”的優勢，開始了西部硅谷”的爭奪; 武漢人才成本低、是全國的交通樞紐。這些特點在發展軟件園時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DLSP(大連軟件園建設運營方)總裁高煒告訴記者，目前，大連軟件園已經開始往外地輸出品牌和管理模式，DLSP運營的另3個基地——武漢光谷軟件園、天津濱海服務外包產業園和蘇州蘇高新軟件園已經成為大連模式的受益者。但他也強調，簡單復制大連模式是行不通的，應該根據當地的產業環境和人文環境來發展軟件產業。以武漢光谷軟件園為例，盡管它學習了官助民辦”的大連模式，但定位卻是外包領域的交付中心。
政府: 何時說不”
如果說城市是軟件園的家庭”，當地政府便是父母”。父母”的培育方式和支持的力度，將決定著軟件園的發展前景。
有地方政府直接投資，不計成本招商，甚至越位管理，這就超越了政府的角色。”高煒說。
據某軟件園的一位負責人介紹，為了招商引資，各地爭先恐后地向企業提供優惠條件。前三年免房租”成為很多軟件園的標準配置，稅收二免三減半”或三免五減半”，另外還對入駐企業有各種各樣的補貼。有一些企業利用各地之間的招商，爭取各種各樣的優惠條件，甚至有個別企業前3年在這個園子里入駐，3年滿后再找個園子，軟件園到頭來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客戶把握住了軟件園的心理，不斷地提高酬碼，討價還價。從長遠來講，這對整個國家產業發展不是好事，但是這種現象不太好改變。”西安軟件園的一位負責人說。
這種現象跟當地政府的任期制有很大關系。”某軟件園負責人分析說，幾年一屆的任期，使得很多官員很難從長遠來考慮軟件園發展的動力，而是更多地著眼于任期內的招商業績。
不過也有一些地區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了放手”的嘗試。比如說，成都天府軟件園公司今年聘請了原大連軟件園副總經理杜婷婷擔任天府軟件園公司總經理，開始公司化運作。
杜婷婷對天府軟件園的直接領導成都高新區發展軟件園的做法很贊賞。政府的領導懂得什么時候說No,什么時候說Yes。”杜婷婷表示，成都高新區領導不是任何企業進園都會同意，如果入駐企業的要求不符合園區的長期的發展規劃，他們會非常干脆地說不。這和有一些軟件園領導不惜一切代價，為了吸引企業入園，說Everything is OK(一切都可以)”的態度截然不同。
有選擇地批準入園企業的還有中關村軟件園。胡萬進對記者說，并不是企業有資金就能進中關村軟件園，中關村軟件選擇入園企業的標準是能否形成產業集群，是否能形成產業鏈。
對于政府在發展軟件園上的角色，大連模式”是值得借鑒的。經過多年的探索，大連官助民辦”的模式得到了實踐的檢驗。官助民辦”的模式，即政府給牌子、給政策，具體項目的投資與運營則交給企業運作。官助”重在一個助”字，軟件園建設和經營的落腳點是民辦”，而民辦”的機制是市場的機制。
在大連，政府和企業的定位都非常明確，都知道各自的界限在哪里。”高煒告訴記者，這種官民結合的方式充分利用了政府的資源，也調動了企業管理者的積極性。
警惕泡沫 強調差異化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軟件園區總數超過200家。在數量不斷增長的同時，軟件園區的質量良莠不齊。如此多的軟件園，難免出現惡性競爭，也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很多專家提出警告，要警惕軟件園泡沫”。
競爭難免產生優勝劣汰，如何整合當地的資源，打造差異化競爭力，就成為軟件園不可回避的命題。
西安、成都、重慶、武漢這4個內陸城市軟件園現在的競爭確實比較激烈。這4個城市都屬于二線城市，共同的優勢是成本低，而且都有著人才的優勢，高校相對比較集中。在這里面，西安就得選擇自己的定位。西安最大的優勢是文化，人比較樸實、比較安靜，適合做研發創新。”西安軟件園發展中心主任王自更接受采訪時說，西安希望把軟件園所在的高新區打造成除兵馬俑外的另外一張城市名片。
而在成都，杜婷婷認為，從軟件園的規模、運作的時間到進駐園區的數量等方面，成都天府軟件園在4城市中的綜合能力是最強的。而隨著騰訊、阿里巴巴、諾基亞、SAP、DHL等企業的進駐，成都天府軟件園也有打造綜合軟件園的趨勢。
作為中部的代表，武漢光谷軟件園也深知自己的資源與大連不同，與成都、重慶、西安也有差異。大連對日本有地理優勢，有很多日語的人才，主要是對日外包。武漢沒有這些優勢，主要是對歐美的外包。武漢的信息產業基礎跟北京和上海又不一樣，所以我們的定位是交付中心和企業共享業務的中心，如呼叫中心、運營中心等。”武漢光谷軟件園總經理于世平說。
全國各地軟件園的發展，必然要形成幾個梯隊，這才能形成良性競爭。”高煒指出，各個區域要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情況，在不同的梯隊找準位置。只要具備自身特色，就都有發展的機會。”
采訪手記 服務需要效率
盡管100%的軟件園負責人都認為，軟件園將從圈地、招商、拼優惠”的1.0時代向以服務為主的2.0時代前進，但在采訪中，我們仍然發現，迫于收益壓力或發展階段限制，大多數軟件園最主要的任務仍是招商。也就是說，我國的軟件園能真正達到2.0的并不多，大多仍然分布在1.2、1.3、1.5、1.7……的區間內。
正如某軟件園負責人所說，軟件園的1.0時代是企業聚集過程，這就如同做生意一般，是無法跨越的原始累積階段。而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縮短1.0時代，向2.0靠攏。”
那么，向2.0靠攏需要什么呢?我想，效率是個關鍵詞。
何謂效率?《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單位時間內完成的工作量。如果轉換為經濟學的概念，效率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把投入轉換成預期的產出。
而現實是什么?現實是在接受我們采訪的10多家軟件園區中，也有些軟件園以領導出差等理由一再推遲采訪;某園區管委會的相關人員對記者提出的采訪要求滿口答應后跟上一句：這個，不急。”這里無意指責。但相比之下，另一些規模相似的軟件園卻能在短短的一兩個小時內給出確定的答復。
也許，媒體采訪對軟件園來說，并非軟件園招商的主旋律。但如果這個，不急”，那個，也不急”，恐怕現在被優惠政策吸引而來的企業，也無法長久維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