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國際災難恢復與服務外包峰會暨第四屆中國災難恢復行業高層論壇后的媒體采訪中，劉勇、黃偉坐到了一起，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是：當未知卻又客觀存在的災難來臨時，我們的災難備份體制是否已經健全而有效?他們所探討的話題是：災難恢復的外包將成為一條可定應用發展道路。

　　災難恢復：外包的全新領域

　　“中國的大多數數據中心都是不合格的。”黃偉在談到目前國內數據中心的現狀時語出驚人，不過他有確實的理論基礎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中國的數據中心的國家標準是九十年代初建立的，是建設部根據機房的需求做的標準，地板承重在500公斤以下，恒溫在23攝氏度，電力冗余也沒有要求。CIO們仍然在舊的標準來做數據中心，那是九十年代的國標。”

　　黃偉認為，無論是企業的還是政府機構，所有的數據中心的用戶都對數據中心的可用性、可擴展性、建設標準都有了更加嚴苛的要求，而隨著設備的耗電、密度都越來越高，電力、設備、網絡甚至管理的冗余需求越發凸顯，現在的大部分在九十年代建立的數據中心都已經不堪使用——黃偉認為，從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共計100萬平米的中大型數據中心都在這個范圍之內。

　　GDS萬國數據創始人、總裁兼CEO 黃偉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建得起或是改的起他們的數據中心，一般來說，大型企業建立一個數據中心需要2000~3000萬美元的投入，而一個集中化的能夠覆蓋區域甚至全國應用的數據中心的投資更是在億元級——黃偉為GDS萬國數據規劃的全國20個數據中心大約就想要花費36~40億美元。

　　用成都市信息化辦公室主任劉勇的話說就是：如果成都市不提出外包的問題，那么成都所有的政府機關都將成為專業的IT機構——“在政府機構中IT應用越來越廣泛，”而“舉個例子來說，某個部門需要更新兩臺小型機，預算就需要3900萬，還要有8個IT專職人員，以及兩個精算師，我看了看，有好幾個部門都提出了相應的需求。”——在此前的介紹中劉勇主任談到，整個成都的信息化預算僅僅2億左右。

　　所以，“成都走出了電子政務外包的第一次社會化實踐。”

　　黃偉談到，成都是一個創新的城市，雖然與成都市“討論了4個月的合同，但是GDS萬國數據與成都市的合作成為電子政務外包的第一次社會化實踐。”在這個五年的外包合同中，成都市將充分利用GDS萬國數據新建的成都數據中心，借助GDS的外包和服務交付能力，滿足成都市電子政務的在災難備份、生產運營的可靠、可控性。

　　對于投資巨大的災難備份來說，實際上是在“拿今天的巨額的資金，去為明天的不知道是否會發生的災難做備份。”同時，兩地三中心(生產中心+本地災備中心+異地災備災備中心)的建設難度、管理復雜度、技術門檻都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問題，再加上投入資金巨大、專業性等固有門檻，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的電子政務，都難以獨立自主的完成災難備份中心的

　　建設、管理和運營。

　　成都市信息化辦公室主任劉勇

　　因此，將災難備份交給外包企業不失為一個減少投資、提高水平、保證災難備份的好辦法：按照GDS的規劃，未來其將在全國，乃至亞洲范圍內建立超過20個數據中心，并通過建立獨立的專業數據中心管理公司萬國數據科技公司來保證管理水平、SLA和運維能力——劉勇作為GDS在災難備份上的電子商務外包嘗鮮者認為：體制已經不再是問題，問題在于政府想不想干?是不是真的下決心干?

　　顯然，劉勇以成都與GDS的一次突破性的社會化實踐回答了這兩個問題，并在企業數據中心及災難備份的外包之外，開創了政府電子政務的數據中心及災難備份的外包的先河——樹立了榜樣，確立了成都的領先優勢，當然，也證明了數據中心及災難備份的外包是可行和經過論證的。

　　劉勇：成都與GDS “國家推動 市場驅動”下的“選擇”

　　在本次國際災難恢復與服務外包峰會上午的演講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高技術產業司王娜處長在題為《國家災難恢復體系的建設機制》的演講中提出了災難備份的“國家推動市場驅動”的提法。

　　王娜表示，通過強有力的約制災難備份體系，國家希望能夠建立一套可靠、可信可控的災難備份全國體制，而商業化的災難備份體系，更加符合“國家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的需求。”工業和信息化部軟件服務業司的處長尹洪濤也認為，IT外包、資源外包、災備外包、數據中心管理外包都是可行的，中國已經具備進行災難備份服務外包的基礎設施，“數據中心和災難備份外包適合中國國情，自建并不現實，專業化的災難備份外包具有優勢。”

　　劉勇和黃偉對此十分贊同，黃偉甚至在會上表示：“GDS萬國數據將為提高國家的災難備份的專業性而努力，提供第三方的IT基礎設施，作為災難備份的基石，并合作”但與黃偉不同，劉勇還面臨著一個選擇的問題——畢竟，成都市所做的事情在全國來說是一次創舉。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存儲與網絡安全產品組副總裁劉立柱

　　在市場的驅動之下，選擇的問題自然會凸現出來，擺在劉勇面前的，是如何確認，GDS萬國數據是一個可以選擇、可以依靠、可以信賴的合作方，針對于此，劉勇提出了四個選擇評價方面：

　　技術體系、運維體系、企業誠信、認識安全的邊界。

　　“技術體系是首先要考慮的，這是一套最直接的評價標準，是不是國際認可的?是可靠可信的，符合國際信息安全架構的?其次是運維體系的評估，(有了技術體系之后)技術體系能不能在規范合理的運維下(運行)?需要完善的與國際標準接軌的運維管理。”劉勇提到，除了這些硬件指標之外，還需要考慮企業的誠信，要“看看案例有多少，有多少客戶在運營。”

　　技術、運維和企業誠信是基本上是一套普適的評價體系，但劉勇提出的“認識安全邊界”的問題則是一個有些新穎的話題。

　　安全的邊界：災備也要分層

　　“認識企業的安全邊界在哪里，(數據的安全)是有限有效的，到底花多少錢保護多少東西?”劉勇認為，了解安全成本，安全邊界在哪里十分重要，在安全邊界之下，才能夠建立具有價值的縱深保護策略，“離開了邊界，安全沒有意義，該發包發包，該自建自建”。

　　安全的成本在當今的經濟形勢下已經凸現出來，這實際上也催生了對安全的分層分級，安全的“性價比”的考慮，劉勇認為“安全的安全問題，是要先評估數據的優先級的。”——健康發展要靠管理，而健康發展要靠合理的成本，因為“安全系數是要與成本成正比的。”

　　“500元如果保護5萬元的數據是有效和經濟的，但是如果500元保護的只是價值2元錢的數據，當然不劃算”——劉勇的意思再明白不過，在災難備份時，要考慮哪些數據需要，哪些不要，“戰略級災備都是在山洞里的，肯定是政府主導，需要額外的保護。”

　　劉勇實際上提出了兩個關鍵點：第一，數據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花同樣的錢保護不同價值的數據是不劃算的，應該用合理的價格管理數據，用適合的成本建立災難備份體制——這就回到了第一個問題，災難備份是適合外包的，而且災難備份的外包十分超值;第二，正如黃偉所談到的“背景資料”：“電子政務只有5%是私密的，大部分是可以公開的，內網肯定不會包出去，但國家鼓勵政府的信息公開。”隨著電子政務的發展，企業政務披露的跟進，政府將數據，將災難備份體系放在外包服務企業的數據中心中，是合適、可行、專業且具有更好的成本效應的。

　　安全的邊界，無論是從成本的邊界還是“誰來做”這個邊界上來看，都可以通過外包來解決。

　　IDC中國軟件與服務研究部高級研究主管經理韓國華

　　在專訪會上，一同在座的還有來自IDC中國的軟件與服務研究部高級研究主管經理韓國華以及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存儲與網絡安全產品線副總裁劉立柱。

　　劉立柱表示，華為公司在存儲與網絡安全上一直努力提供最優的產品，而災難備份市場上華為也與GDS開展了許多的合作，從技術層面為客戶提供強大的災難備份產品。

　　韓國華則提供了IDC在“企業業務連續性災難備份(BCDR)”方面的數據，她談到，根據IDC的調查統計，2008年，災難備份市場擁有12.4億美元的市場總量，比2007年上漲了28%，年復合增長率(CAGR)達到了21.8%，并且已經進入了生命周期中的快速發展階段。

　　根據調查顯示，目前，雖然中國用戶災難備份上還是以自建居多，但是仍然有23.4%的企業外包了災難備份，到2012年，這個比率將上漲到36%，并維持38.9%的年復合增長率。

　　但韓國華的數據中最吸引人的部分還不是上面的這些，數據顯示，目前應用災難備份外包的企業只有4%，有意向全部外包災難備份的企業有10%，而有意向部分外包災難備份的企業則占據了受調查企業的56%——70%的潛在用戶群顯示出了一個極為龐大的需求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