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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授權確權案件中提交域外證據的主要情形及其對案件的實質影響

來源：電子知識產權

作者：張燦

商標授權確權行政行為是對商標授權行政行為和商標確權行政行為的統稱。商標授權行政行為是指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針對當事人提交的注冊商標申請決定是否授予其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政行為，商標確權行政行為是指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針對已注冊商標作出的撤銷或維持其注冊的行政行為。當事人不服國家商標行政機關作出的商標授權確權行政行為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將獲得對商標授權確權行政行為的審查權，這就是商標授權確權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2 一般來講，除出入境管制、關稅征收、外商投資等領域外，行政訴訟相比于民事訴訟并不存在太多的涉外因素。但由于我國市場的吸引力和商標專用權地域性的原因，外國經營主體在我國市場內經營其產品和服務，若想獲得商標法的保護，就必須在中國申請商標。另外，由于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信息和競爭的全球化及我國商標采取注冊制等原因，搶注國外知名商標的現象屢見不鮮。上述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商標授權確權案件涉外比例高于其他類型的行政案件。

域外形成的證據并非一個法律上的概念，僅是從地域角度對當事人提交證據所做的區分。只要當事人所提交的證據材料并非于我國境內形成，便屬于域外證據。當事人在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中所提交的域外證據從形式上看主要包括：外國法院作出的判決、國外商標注冊證、著作權登記證書、共存協議、許可協議、勞動合同、銷售合同及國外網站截屏等；從證據種類上看，以書證為主，亦包含電子數據、證人證言等。例如，在“W 及圖”商標駁回復審案中，3 原告為美國公司，為證明其訴爭商標在第43 類服裝出租等服務上經使用獲得顯著性，在訴訟中向法院提交了意大利羅馬法院作出的民事判決復印件及中文翻譯。在“Daiwa House Group 及圖”商標駁回復審案中，4 訴爭商標被商標局以違反《商標法》第30 條予以駁回。原告為日本公司，為使其訴爭商標取得注冊，在訴訟程序中其向法院提交了與引證商標權利人在日本簽訂的商標共存協議。在“XXIO”商標不予注冊復審案中，5 為證明其引證商標構成馳名商標，住友會社（日本公司）向商評委提交了該公司及其關聯企業介紹及摘譯、商標注冊資料、國外銷售合同、國外廣告宣傳材料等證據。在“Hairdreams” 商標無效案中，6 美國公司為證明訴爭商標的原注冊人與其存在代理關系并搶注其商標，向商評委提交了勞動合同、合影照片及產品訂單等證據。在“巴達爾”商標無效案中，7 美國公司為證明訴爭商標的原注冊人與其亞太分公司存在業務往來，從而知曉其未注冊中文商標，向商評委提交了分銷協議、郵件往來等證據。在“HYDROGEN”商標無效案中，8 意大利公司為證明訴爭商標的核準注冊侵犯其在先商號權和域名權，向商評委提交了其在歐盟和意大利注冊“HYDROGEN”商標的證明文件及翻譯、顯示hydrogen.it 為其注冊域名的域名登記摘錄。在“藍樽THE BLUE BOTTLE”商標無效案中，9 美國公司為證明訴爭商標為其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標，國內公司構成惡意搶注，向商評委提交了關于藍瓶咖啡館（BLUE BOTTLE COFFEE）獲得硅谷融資的眾多媒體報道及其獲得獎項和榮譽的報道等證據材料。在“MERIDIEN”商標撤銷復審案中，10 法國公司向商評委提交了公司簡介的外文小冊子、若干網絡媒體的外文報道、該公司在土耳其、比利時等域外訴訟的外文裁判文書等證據。此外，在“SEMISH”商標無效案中，11 訴爭商標被商評委宣告無效后，國內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其理由之一為，在提起無效宣告請求時，申請人美國公司國內外商獨資公司并非引證商標的合法被許可人，故并非提起無效宣告請求的適格主體，商評委作出的被訴裁定程序違法。為證明主體適格，該外商獨資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其美國母公司于美國簽訂的關于授權排他使用其名下所有商標的《商標授權書》。

由此可見，從程序上看，當事人提交的域外證據包括其在商標評審程序中向商評委提交的證據；亦包括其在行政訴訟程序中向法院補充提交的證據。在商標駁回復審行政糾紛、商標不予注冊復審行政糾紛（異議復審行政糾紛）、商標權無效宣告請求行政糾紛和商標權撤銷復審行政糾紛中，當事人都可能提交域外證據。值得注意的是，不光外國主體能成為域外證據的提交主體，國內當事人亦有可能成為域外證據的提交主體，如前述“SEMISH”案中提交于國外簽署商標授權書的主體便為國內公司。從實體上看，當事人提交的域外證據幾乎與《商標法》所有實體條款產生聯系，既包括通過使用獲得顯著性等絕對條款，又包括摹仿馳名商標、代理人搶注、商標近似、侵犯在先權利和搶注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等相對條款。

域外證據存在經公證認證的形式要求近乎業界常識。然而，在《行政訴訟法》未作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圍繞是否所有域外證據都應公證認證、是否未經公證認證就一律不得采信等問題仍然存在諸多疑問。另外，公證認證的形式要求在不同案件中對實體結果不同程度的影響也值得注意，這實際上是由商標授權確權案件的實質特點決定的。如前所述，《商標法》中幾乎所有實體評審條款都有可能涉及當事人提交域外證據的情況，但不難看出，大部分域外證據是為了證明商標的使用情況，進而證明其知名度。盡管商標的域外使用情況及知名度能否延及國內，目前在學理上還存在爭議，12 但不可否認的是商標法意義上的知名度并非輕而易舉便能證實的事實，換言之，僅憑幾份銷售合同、網站評論或是獲獎證明不足證明該商標為人所熟知，因而即使該幾份證據未經公證認證而被法院排除，對當事人實體權利的影響并不大。但是，在某些案件中，尤其是涉及代理人搶注、《商標法》第32 條后半段所指惡意搶注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響的商標，以及涉及程序問題的案件中，是否具有代理、經銷及業務往來關系，是否在先使用，以及是否經商標權人合法許可，從而具備提起無效宣告請求的主體資格等問題往往對于案件爭議焦點的解決具有決定性作用。并且，上述事實往往能夠通過一兩份關鍵證據予以認定，如勞動合同、銷售協議、許可協議等。因此，在上述案件中，基于域外形成證據對于當事人實體權利的重要性，若僅憑某些形式上的欠缺性就直接對證據不予采信，將極大地影響當事人的實體權利，有損實體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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