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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合理注意義務+ 實質性損害” 裁判標準的考量

來源：華南理工田宜鑫

縱觀我國法院對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案件的裁判，大致經歷了從完全認定侵權——法院根據個案認定—認定不構成侵權三個階段，形成了三種做法。在上文所提到的 “東風” 案中，江蘇省高院創新地將涉外定牌加工的裁判標準推向了新的起點，其裁判思路在“PRETUL” 案的基礎上，結合涉外定牌加工本身特殊的性質與國際貿易分工慣例，對受托方施加了合理的注意義務，即體現了“合理注意義務+ 實質性損害”這一標準。

所謂的 “合理注意義務” 是對國內加工企業履行注意義務的一般要求，通常滿足該義務國內加工企業便可以免責；而對于具有一定影響的商標和馳名商標，“實質性損害” 標準是給予其的特殊保護。然而 “合理注意義務+ 實質性損害” 并不是江蘇省高院首次提出，北京市高院頒布的《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京高法發[2006]68 號）中，首次將加工方的合理審查義務作為其承擔責任的依據[4]。此前，涉外定牌加工案件僅要求加工方對委托方的商標權利證明進行形式審查，然而 “東風” 案二審似乎突破了對委托方商標權利證明進行形式審查的標準。是否應該以 “合理注意義務+ 實質性損害” 來判斷加工方是否構成侵權呢？筆者認為，這樣的標準既滿足了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下利益平衡的需求，又顧及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新變化，應當作為該類案件的裁判標準。

（一）該新標準是利益平衡原則的體現

知識產權保護是為了使知識資源和社會利益的公正分配得以實現，該分配實則是對社會上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進行平衡，從而激發創新的動力。在涉外定牌加工問題上，“合理注意義務+ 實質性損害” 標準便是根據涉外定牌加工各方利益受到的影響作出的加工方與國內權利人之間利益的平衡。最高人民法院在 “東風” 案再審判決書中寫道：“在經濟發展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國際貿易分工與經貿合作日益緊密的復雜形勢下，人民法院審理商標侵權糾紛案件應當……既要嚴格依法保護商標權人合法權益，又要防止不適當擴大保護而對正常貿易和競爭秩序造成妨礙。” 可見遵循該裁判標準是基于利益平衡原則考量的結果。

涉外定牌加工是我國對外加工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產業加工鏈上，我國是高新技術和品牌與大量低端加工業并存[3]，且涉外定牌加工為我國出口創匯帶來了巨大經濟效益，解決了大量工作崗位需求的問題。因此，運用 “合理注意義務+ 實質性損害” 這一標準解決此類糾紛，充分平衡了國內商標權人、國內加工企業和境外商標權人的利益，滿足我國企業自主品牌實現國際影響力的需求，并且給涉外定牌加工企業一個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有利于我國加工產業的發展，體現了法律利益平衡原則的全面性與合理性[5]。

（二）該標準是政策選擇的結果

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總是離不開特定經濟政策的影響，我國《商標法》自頒布以來，經歷了多次修改，這不僅僅是我國法律制度不斷完善的結果，更是我國經濟政策影響的產物。由此可見，將社會中何種行為納入商標法保護范圍完全是立法和政策雙重選擇的表現。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強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強調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專門政策，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可見不能讓商標壟斷性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我國正處于經濟產業轉型期，對涉外定牌加工產業進行盲目打壓顯然是違背我國經濟發展政策的，而 “合理注意義務+ 實質性損害”這一標準便是在經濟政策不斷變化中，法官在法律尺度內綜合考量多方因素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體現，是政策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對外加工貿易發展需求所做的調整。因此，將加工方盡到合理注意義務和實質性損害的標準引入涉外定牌加工侵權判定標準中，有利于我國當前經濟發展和商標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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