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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保護制度的起源與發展

商標是商品交換的產物,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現象。早在原始社會時期,人類就出于識別目的而在某些物品上刻印標記。如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已開始在骨頭上刻畫圖案,在匈牙利曾發現他們用一塊象牙磨成圓形再涂上赭石的裝飾品。有學者認為,尼安德特人可能發明了具有數字和認知價值的符號,以記錄信息。目前已發現的歐洲舊石器時代中期刻畫的骨片很多,尤以法國的拉基納和莫斯特為最多。我國的考古工作者也曾在山西峙峪發現舊石器時代帶有刻畫符號的獸骨,其制作年代距今28000年以上。
距今5000以前的古埃及壁畫顯示,當時的牧民們已經開始在牲畜的身上打上烙印。而希臘人和羅馬人在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上,經常會印下制造者的姓名。美索不達米亞的磚頭和瓦片上,有些會標記帝王的姓名或象征。而耶路撒冷和古埃及的神廟里,往往也能找到石匠的記號。但是,這些標記或者證明所有權歸屬,或者是政府管理的工具,與今天所言的商業標記還不盡相同。
商品上的標記是否構成商標取決于它的用途,在銷售過程中,將標記和商品相結合,并試圖以之標明制造或出售的來源時,標記就成了商標。中世紀的行會組織推動了商標的產生。1266年,英格蘭頒布了第一部面包商強制登記法,要求“面包商必須在其制作和銷售的每片面包上注明其個人的恰當標記,以確保在面包重量出歷史視域下的中國商標權雙軌保護制度研究現偏差時查出疏忽的始作俑者”。不久,英格蘭的金銀器也開始要求其制品上使用與他人不同的標記。行會之所以極力推進在商品上強制使用標記,其目的還是要維護行會的整體聲譽,對外保持壟斷,進而保證全體會員的利益。從17世紀開始,歐洲的部分行會開始推行商標注冊制度,從而為商標注冊制度的統一提供了經驗。
關于商標權的第一個普通法案例產生于1618年英國法官多德里奇審理的一起冒用他人標記案。從17世紀開始,英國一直通過普通法創造的“假冒訴訟”實現對商標在先使用者的保護。在英國工業化初期,衡平法院在抵制模仿商標和商號方面一直居主導地位,因為原告希望獲得禁令。很快,在普通法中也出現了這種損害賠償之訴,競爭者可以訴對方欺詐,并在19世紀中期基本確立以欺詐之訴作為冒用商標的救濟方法。但這種發展有局限性,因為欺詐要求主觀故意欺詐這一要件。衡平法院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只要是有受假冒之害的可能,人們就可以阻止被告的行為,即使他們完全是無辜的。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改變了當時英國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結構,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商人的努力下,1862年,英國頒布了成文商標法。1875年,又頒布了《商標注冊條例》,商品商標可以通過注冊獲得。因此,在英國,商標保護的方法為復合型而非選擇型,即普通法上的假冒訴訟與制定法上的侵權訴訟相結合。
英國的商標立法帶動和影響了大多數英聯邦國家的商標立法。美國于1870年頒布了第一部商標法,但7年以后即被宣布為違憲,1881年又重新頒布。1946年美國頒布的商標法《蘭漢姆法》確立了聯邦一級的商標注冊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大陸法系的法國早在1804年《拿破侖法典》里就肯定了對商標權的保護。1857年,法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商標法。此后1864年又重新頒布商標法,將原來的使用產生權利改為注冊產生權利。1991年法國新的商標法取代原法律,經過多次修改以后適用至今。1874年,德國公布《商業標記保護法》,逐步確立了以注冊為基礎的商標制度。其他西方國家也紛紛通過立法的形式確立商標權,以加強對商標的保護。
在我國,商標同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考古發現表明,早在原始社會晚期,一些出土的器物上就開始出現刻有工匠名字的標記符號。在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和墓葬中,發現了不少刻有或繪有符號的陶器和陶片,還有少量刻有符號的龜甲、骨片和石器等物。有學者根據這些符號的外形,把他們分成甲乙兩類,甲類以幾何形符號為主,可以把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地發現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符號當作代表。在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符號里,甲類占絕大多數。乙類以象形符號為主,如莒縣陵陽河、大朱村等地發現的大汶口晚期陶尊上的符號。這些符號可以被視為商標的原始萌芽。
春秋戰國時期,手工業生產基本都由官府控制,但列國之間戰爭頻繁,對兵器、戰車的生產尤為重要。各國官營手工業更加注重質量的提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保證產品質量的“物勒工名”管理制度,即強制要求在商品上刻下工匠的姓名,以便將來追究產品責任。著名的“干將”和“莫耶”寶劍,即以鑄造工匠命名,卻也起到了招徠買者的作用。北宋山東劉家功夫針鋪的白兔商標,將標識用于產品包裝之上,使買者能認明其來源。該模板以圖形商標為主,輔以文字說明,中心位置是一手持鋼針的生產經營者,上方有“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字樣,表明商標所有人即鋼針的生產經營者。圖形下面配以文字說明:“收買上等鋼條,造功夫細針,不誤宅院使用,客轉與販,別有加饒,請記白”,不僅說明了鋼針的材質,向客戶作出了使用承諾,還為批量購買的商販作出了給予優惠條件的許諾,成為商標發展史上珍貴的歷史見證。
但在我國古代商業活動中,商標的作用往往不被重視。由于商品經濟不發達,商業活動范圍有局限,所以經營者很少會從包裝上考慮對其商品和服務加以區別,而是把精力放到了店鋪裝潢上,其中比較典型的便是招幌的運用。經營者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雖然裝酒的容器基本一致,但不同店家售出的大有區別。消費者一般會從經營者的經營地點和店鋪等特征去選擇消費對象。清代以后,史籍中已經開始記載官府和行會對經營者冒用他人經營標記的懲罰,比如蘇州府在乾隆年間就曾把禁止布商冒用他人牌譜的命令刻于石頭之上,而作為行會組織的上海綺藻堂布業總公所也發布規定,禁止行業內出現相同或相似的牌譜。這表明當時已經對商業活動進行保護和規范,但和現代商標制度相比,應當說還是有一定差別的。我國以成文法律保護商標專用權,則發生在晚清以后。
可見,商標法律制度是從中世紀行會制度中發展演變而來,在歐美列強中率先確立并完善起來的,我國古代的商業標記雖然也有較長的發展和保護歷史,但并沒有形成商標法律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講,商標制度對中國而言完全是舶來品。1883年3月20日,《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在巴黎簽訂,商標權被納入調整對象,標志著商標權法律保護體系在西方社會的普遍確認和引入。商標的功能是區別商品和服務的來源,而商標保護則是從法律意義上確立私權不可侵犯,它的興起與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息息相關。因此,盡管商標在多個文明中都有起源,但卻只有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歐洲,才完成了其制度化、法律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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