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不僅是一個全球流行的社交媒體平臺，而且還是一家利潤豐厚的上市公司，市值約為5000億美元。在2011年4月，媒體報道一名男子聲稱持有這家公司50%的股份。保羅·塞格利亞( Paul Ceglia )是一名來自紐約的木球推銷員，他自己表示，他付錢給扎克伯格(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讓其創辦Facebook網站，并有權獲得該公司50%的股份。塞格里亞引用了他與扎克伯格簽署的一份合同和一系列電子郵件作為交易證據。盡管Facebook駁回了這些指控，但訴訟仍在法庭上進行，并要求雙方提供確鑿證據。最后，在對塞格利亞的個人電腦進行分析后，律師們發現了對Facebook和扎克伯格有利的確鑿證據，證明了塞格里亞的說法具有欺詐性。而這只是數字證據作為確鑿證據的眾多案例之一，還有其他案件記錄，比如臭名昭著的BTK連環殺手案，也是由于數字證據而被解決。

隨著數字設備的日新月異，以及深入我們生活中的每一項新發明，我們將繼續以數字數據的形式創建我們的活動記錄。普通人生成的大多數數據都用于改善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但是，隨著新技術使我們能夠收集更多關于每個人的可靠準確數據，這些收集到的數據可用于許多其他應用，其中一個就是數字證據。

我們為何需要數字證據

解決案件和作出判決，就像解決任何其他問題的做法一樣，需要堅實、準確的事實基礎。為了使這些事實準確無誤，調查人員和法律團隊需要對他們可以訪問到的每個數據源進行廣泛分析，以確保他們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這些行業還需要驗證數據來源是否可靠。按照慣例，在許多不涉及財務問題的案件中，目擊證人的陳述是主要事實來源，并且在這些案件中，簽署的合同通常足以作為辯論的基礎。然而，當涉及到調查和收集證據時，人類已被證明是不可靠的證人。目擊者的錯誤描述導致了美國70%以上的錯誤定罪，這些錯誤定罪后來因DNA證據而被推翻。根據記憶提供證詞的證人也是不可靠的，因為人類的記憶已被證明具有可塑性。甚至簽署的合同也經常被偽造和篡改，以誤導和欺騙仲裁員，有時這種努力成功地欺騙了法官。簡而言之，記錄事件的傳統方法有時被證明是錯誤的，因為它們主要依賴于容易出錯、偏見和隨時間變化的人類。

相反，通過我們周圍的數字設備收集數據——從智能手機到安全攝像頭——不會被愚弄。它們存儲的數據幾乎很難被操縱(我說“幾乎”，因為數據的某些方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修改，但現在任何活動的數據幾乎都無法只記錄在單個表單或設備中)。這些數據可以被客觀地解釋，并且不同數據源的組合可以以足夠的可靠性最終確認事實，從而被法庭所認可。隨著跟蹤我們個人行為的智能設備數量激增，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被收集到數字證據中，而且，鑒于這些設備提供的證據明顯優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證據，因此采用數字證據將是完全合理的。

是什么構成了數字證據

從本質上講，任何能夠識別個人的數據——包括個人在任何地點的行蹤和任何其他關于個人的信息——都以二進制形式存儲，至少可以被視為數字證據。數字證據包括最簡單的信息形式，如電話記錄、短信消息證據、聊天記錄、電子郵件等通信數據，或任何其他二進制信息，這些信息可以以特定方式確認是否參與特定事件，它們也可以是最小的數據。事實上，在BTK連環謀殺案件中，幫助警方追蹤兇手的數字線索正是從兇手發送的軟盤中找到的，并且是已經被刪除的原始數據。雖然這個案件是由于兇手自己決定與警方聯系而得到解決，但隨著大量智能設備不斷收集我們的個人數據，我們不可能“斷網”逃脫，而且一定會在某個地方留下數字足跡。

那么，什么是數字證據?它包括我們個人設備(如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收集的所有數據，這些設備收集的信息包括我們的位置、瀏覽和通信(通話、文本和社交媒體)歷史，以及存儲在這些設備上的圖片和錄音等;公共安全和通信系統(如公共wifi網絡和安全攝像頭等)收集到的數據。任何其他形式的有助于證明某人有罪或無罪的可靠數字數據都可以作為數字證據，例如，一個人在犯罪現場的存在可以通過結合手機GPS位置和到達犯罪現場途中安全攝像頭上瞥見這個人來識別。

物聯網如何影響數字證據

物聯網的出現將增加收集到每個人數據的數量、種類和準確性。物聯網在密集傳感器網絡的幫助下運行，它不僅可以收集位置和身份信息，而且還可以收集關于個人行為的更多微觀細節，例如，附著在自動駕駛汽車上或安裝在智能家居設備中的傳感器可以收集附近人類活動的信息。它可以為攝像頭和個人設備收集的現有數據添加另一個維度的證據。此外，攝像頭和智能手機等設備的數據必須通過物聯網網絡傳輸，并在傳輸過程中通過多個設備，這將確保可以作為證據的數據易于被發現。這增加了恢復數據的可能性，因為數據記錄在多個設備上，而不僅僅是在用戶的個人設備上。隨著物聯網設備能夠收集更多關于人和事件的詳細信息，在不僅涉及暴力犯罪而且涉及其他類型違法行為的情況下，數字證據可能成為事實的唯一來源。

雖然這是法官或警察的職責，但他們需要以最大的確定性來執行。這種確定性應建立在客觀和不可否認的事實之上。這些事實越來越多地提供了數字證據，而這些證據只會在未來變得更有價值。事實上，大量證據收集工具的存在甚至有可能阻止潛在的犯罪分子，并阻止犯罪行為以維護法律和社會秩序，從而使物聯網在數字證據方面的前景充滿無限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