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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出版社與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侵犯作品發行權糾紛案

【案例要旨】

原告若直接起訴網店經營者，往往難以獲得該經營者的真實姓名、性別、住址、身份證號等立案信息。為獲得網店經營者的上述具體信息，原告一般采用兩種訴訟策略，其一，于起訴前向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發函，要求其提供網店經營者的具體信息；其二，先行起訴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立案后向法院提交調查取證申請，要求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公開涉案網店經營者具體信息，爾后，再將該網店經營者追加為共同被告。

【案情簡介】

２０１１年５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由其法律考試中心組編的《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全８本），發行定價為１３８元。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７日，法律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向北京市長安公證處申請辦理證據保全公證。當日，在公證處使用該處的電腦，打開相應頁面，法律出版社代理人登錄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淘寶網公司）經營的淘寶網（網址為ｗｗｗ.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進入淘寶昵稱為“ｌｉｕｋｕ-ｉｌｉ９９９”的店鋪，在該店鋪以７７元一套購買了二套《２０１１年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全３卷）、《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全８本）和《２０１１年國家司法考試法律法規匯編》（全１本）在內的共２４本圖書（每套１２本），另加運費４０元。訂單賣家信息顯示，賣家昵稱為“ｌｉｕｋｕｉｌｉ９９９”，真實姓名：牟某某。同年６月２０日，法律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在公證人員的現場監督下，接收了快遞公司的包裹，內有法律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前述購買的二套圖書。同年６月２７日，北京市長安公證處出具（２０１１）京長安內經證字第１０１０６號、第１０１１０號、第１０１１４號公證書。

上述網購的《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全８本）與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圖書相比書名和內容一致，但兩者在圖書的尺寸、封面色澤、紙張厚度、印刷清晰度上存在差異。

２０１１年６月９日起，法律出版社與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淘寶公司）就淘寶網上存在的侵權鏈接通過電子郵件方式進行溝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法律出版社向淘寶公司明確指出相關侵權鏈接地址，法律出版社確認淘寶公司同日已經刪除了相關鏈接（包括本案淘寶昵稱為ｌｉｕｋｕｉｌｉ９９９的賣家）。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法律出版社向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訴訟，訴訟請求為：１.判令淘寶公司立即停止在淘寶網（ｗｗｗ.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上銷售盜版《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全８本）的侵權行為；２.判令淘寶公司立即設置有效的過濾機制，禁止一口價在９０元以下的全新《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全８本）在淘寶網（ｗｗｗ.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上銷售；３.判令淘寶公司在淘寶網（ｗｗｗ.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首頁顯著位置以與其他正文字號相同的方式公開刊登保證不再侵權、消除影響的聲明，聲明內容應經人民法院審核認可并持續保留１個月；４.判令淘寶公司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制止侵權行為支付的費用２０萬元；５.判令淘寶公司承擔本案訴訟費。

【訴辯意見】

原告法律出版社訴稱：原告系知名法律專業出版機構，一直承擔我國司法考試出版輔導用書任務。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原告與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中心簽署《法律出版社圖書出版合同》，約定由原告在合同有效期限出版發行《２０１１年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全３卷）的中文簡體本，在合同有效期限內原告對該套輔導用書享有排他性的專有出版權及版式設計、裝幀設計權等。同年５月２１日，原告出版發行該輔導用書，發行定價為３００元。同月，原告出版由原告的法律考試中心組編的《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共８本），發行定價為１３８元。兩套用書的總發行商中國法律圖書有限公司要求各級經銷商在發行時，《２０１１年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全３卷）的批發或零售折扣不得低于７０％即２１０元，《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共８本）的批發或零售折扣不得低于６５％即９０元。

涉案圖書上市伊始，淘寶公司主辦的淘寶網（ｗｗｗ.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上出現大量銷售盜版圖書的現象。原告發現淘寶昵稱為“ｌｉｕｋｕｉｌｉ９９９”的賣家專設“快樂考試吧”大肆兜售包括《２０１１年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全３卷）、《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共８本）和《２０１１年國家司法考試法律法規匯編》在內的共１２本圖書，總價僅７７元。原告經公證購買比對鑒定，確認名為“ｌｉｕｋｕｉｌｉ９９９”的賣家銷售的《２０１１年司法考試輔導用書配套測試題解》（共８本）為盜版書籍，其行為侵犯原告享有的合法權益。被告作為淘寶網的主辦單位，在明知有賣家實施侵權行為的情況下，未采取有效措施，放任侵權行為的發生，違反了我國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給原告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根據法律規定，被告淘寶公司應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被告淘寶公司辯稱：第一，淘寶公司是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的服務商，并非被控侵權商品的發布者，并未實施任何侵權行為。淘寶公司在公布的《淘寶網服務協議》中規定，“淘寶網站僅作為交易地點。淘寶僅作為用戶物色交易對象，就貨物和服務的交易進行協商，以及獲取各類與貿易相關的服務的地點。淘寶并不作為買家或是賣家的身份參與買賣行為的本身。”所有在網上交易的買家均明白自己的交易賣家并非淘寶網，而是網店的經營者，淘寶公司不應承擔因店鋪經營或商品發布、銷售而引發的侵權責任。

第二，涉案賣家是否構成侵權應該由其進行抗辯后才能確認，在無法查明直接行為人是否構成侵權的情況下，不應直接認定淘寶網是否構成侵權。

第三，即使涉案淘寶賣家在淘寶網上發布涉訴商品信息的行為構成侵權，淘寶公司因沒有過錯也不構成侵權，因涉訴商品信息是否侵犯權利人的著作權，在權利人未投訴前，淘寶公司根本無從得知。

第四，淘寶公司對淘寶網店鋪經營者及其經營的商品信息已經盡了合理的審查注意義務。首先，淘寶公司盡到了事前提醒的注意義務。其次，淘寶公司要求所有的淘寶網上的賣家必須經過支付寶實名認證，對信息發布者的身份進行確認，盡到了對信息發布者身份審核的義務。再次，針對書籍類商品，淘寶網設定了５折的價格進行管理，低于５折的商品，將無法實現發布。最后，淘寶公司在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收到法律出版社的律師函后，即刪除了相關信息。收到起訴狀后，淘寶公司再次檢查確認涉嫌侵權信息已經不存在，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

第五，無論涉案行為是否構成侵權，原告針對被告提出的訴訟請求無事實與法律依據，都不應該得到支持。

【法院審理】

依據原告出版的圖書，可以確認原告對涉案圖書享有著作權，他人未經許可，不得發行上述原告享有著作權的圖書。

從被告提供的經營許可證、《淘寶網服務協議》、《商品發布管理規則》及操作規程來看，淘寶網是一個網絡交易服務平臺，并非交易當事人。電子網絡交易服務平臺的提供者一般只提供在線平臺作為交易市場，其本身并不參與網上商品交易，不是網絡交易主體。因淘寶網涉及的商品數量巨大、類別繁多；涉及的賣家情況不同，其網絡交易平臺的賣家分為個人賣家和商家賣家；由于目前法律、行政法規中并未明確規定網絡交易平臺的提供者負有審查個人賣家經營資質的義務，故淘寶網公司僅審查個人賣家的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即可。本案中，從原告提供的公證書來看，賣家昵稱為“ｌｉｕｋｕｉｌｉ９９９”的真實姓名為牟某某，這與被告提供的昵稱為“ｌｉ-ｕｋｕｉｌｉ９９９”的賣家注冊相吻合，且被告也提供了身份證號碼，因此，被告已盡事前審查的義務。被告接到原告的投訴后，及時刪除賣家鏈接，履行了作為一個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基本義務。雖然原告提交的正版圖書與指控的侵權圖書在尺寸、封面色澤、紙張厚度、印刷清晰度上存在差異，但在未經訴訟程序聽取牟某某抗辯的前提下，法院無權也沒法對牟某某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作出認定。因此，淘寶公司對于牟某某注冊為淘寶網個人賣家已盡合理審查義務和事后補救義務，對于牟某某可能侵犯他人知識產權行為并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提供便利條件，不構成侵權。

同時，原告主張淘寶網上出現大量銷售盜版圖書的現象，其依據是圖書價格明顯低于定價。法院認為，在這些網絡賣家沒有作為本案被告參加訴訟并對原告的侵權指控進行抗辯的情況下，法院無權也沒法對他們是否構成侵權作出認定。同時，法律、行政法規僅明確規定了禁止流通和限制流通的物品，并未要求網絡交易平臺的提供者審查賣家銷售商品的價格是否明顯低于市場價格，在未經相關權利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淘寶公司并不能直接從賣家發布的涉案圖書信息中發現侵權事實的存在，因此淘寶網對賣家以明顯低于定價的價格銷售涉案圖書的行為并不構成共同侵權，亦不存在淘寶網明知網絡用戶侵犯他人權益而不采取措施的情形。

【案例評析】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四）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br />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零九條規定：“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稱、住所等信息具體明確，足以使被告與他人相區別的，可以認定為有明確的被告。起訴狀列寫被告信息不足以認定明確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補正。原告補正后仍不能確定明確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一般而言，若被告為自然人，原告應向法院提供該自然人的姓名、性別、住址、身份證號等具體信息，否則，便有違上述“有明確的被告”的規定，人民法院將據此裁定不予受理。

根據我國互聯網管理規定，對網絡用戶普遍堅持“前臺自愿，后臺實名”的原則。原告若直接起訴網店經營者，往往難以獲得該經營者的真實姓名、性別、住址、身份證號等立案信息。為獲得網店經營者的上述具體信息，原告一般采用兩種訴訟策略：其一，于起訴前向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發函，要求其提供網店經營者的具體信息；其二，先起訴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立案后向法院提交調查取證申請，要求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公開涉案網店經營者具體信息，爾后，再將該網店經營者追加為共同被告。

在司法實踐中，原告采用第一種訴訟策略的較為普遍。然而，在部分案件中，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收到原告發送的律師函后，并未如期公開涉案網店經營者的具體信息，進而導致權利人只能先行起訴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然后，再申請將網店經營者追加為共同被告。

本案中，原告并不知悉涉案網店經營者的具體信息，無法直接起訴網店經營者，只能先行起訴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在訴訟過程中，被告淘寶公司及時公開了涉案網店經營者的具體信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涉案網店經營者并未被依法追加為共同被告，法院無權對其是否構成直接侵權作出認定，因此，在認定淘寶公司對于牟某某注冊為淘寶網個人賣家已盡合理審查義務和事后補救義務的情況下，法院只能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

標簽：滄州朝陽曲靖玉溪開封宿遷青島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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